我們只有回到DAO思想的發展脈絡，才能理解區塊鏈技術在組織結構層面的深刻意義。
作者：吳志峰張紫騰
在區塊鏈與加密貨幣的敘事中，通常會以如下的方式排布順序：比特幣、以太坊、ICO、DeFi、NFT、DAO……去中心化自治組織（DAO）被市場看作是DeFi與NFT之後的下一個熱點，它在形形色色的DAO實踐中被推向當代史的舞台。
但是，倘若溯及DAO的語義根系，我們會發現“去中心化”、“自治”與“自組織”的概念早已有之，在上一個千年結束之際就有相關的組織形態構想。如今人們熱衷談論的DAO，實則只是“區塊鏈語境下的”DAO——對它的詮釋總是與區塊鏈、智能合約、代碼治理、社區共識、通證經濟等要素緊密相關。這一方面說明區塊鏈帶來的組織變革並非平地驚雷，而是有二十多年的社會歷史基礎，另一方面也正意味著：我們只有回到DAO思想的發展脈絡，才能理解區塊鏈技術在組織結構層面的深刻意義。
#01 DAO的思想脈絡
在2000年之前，“去中心化”通常被用於描述互聯網或網絡組織形態，這個階段湧現出一批敏銳的社會觀察家，開始發掘這種去中心化、分佈式的結構對傳統組織形態的顛覆性。例如，1996年，網絡（Network）被Powell認為是一種區別於科層與市場的新的組織形式；同一年，社會學家Manuel Castells在其“信息時代三部曲”中指出：網絡本身就是社會；Kevin Kelly在1999年分析了網絡經濟中的“hive mind”（集群智慧）與自下而上形成的秩序。
與此同時，德國計算機科學教授Werner Dilger在《根據免疫系統原理的智能家居去中心化自組織》（Werner，1997）一文中首次提及DAO概念，將它定義為一種自我維持的、有自主性的系統。但Werner的“DAO”在研究脈絡上不同於上述的網絡組織，而是從屬於自組織系統在控制論與數據科學中的應用，例如處理中心化控制難以解決的問題。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在互聯網新生伊始的這一階段，人們意識到了“去中心化”在組織形態上的趨勢，但這種理想是訴諸互聯網技術實現的，而並沒有與Werner意義上的“DAO”產生實質的聯繫。
在此後的十年間，隨著移動互聯網與移動智能設備的普及，互聯網CMOs（動態網民群體組織）大規模興起，人們發現互聯網的邏輯正在重構工業社會乃至後工業社會的組織形式——原本等級森嚴的科層制度在互聯網空間中變得扁平化了，原本機械單一的工作形式也因互聯網變得自由靈活了。
人們也從原有的內容表達與傳播結構中解放出來，成為互聯網上的自媒體：在這裡沒有人是唯一的中心。網絡社群也被自發地組織起來，互聯網組織的效率之高、信息交流範圍之廣讓人們感到欣喜。個體價值超越了地域邊界，被更多人看到，個體感受也因為虛擬社區的湧現，而有了被更多人共情的可能。
#02 互聯網潮落與區塊鏈興起
在中本聰發布比特幣白皮書的那一年，絕大多數人都沉浸在web2.0帶來的自由、開放的氛圍中，互聯網巨頭的壟斷還尚未大行其道，個人數據的販賣與隱私安全、“監視資本主義”與媒體操縱、“流量至上、平台為王”等web2.0的結構性問題還沒有浮現，區塊鏈技術的歷史性意義還沒有被重視。如果這時候問人們，一個去中心化的、由大家一起自發治理的組織是什麼，得到的答案一定是互聯網組織。
對此，我們不妨大膽地認為：web2.0的互聯網邏輯啟發了一代人， 也禁錮了一代人，在互聯網浪潮中吃盡數據紅利的科技公司成為體量越發龐大的“九頭蛇”，世界各地的政府也因互聯網而延伸了它的權力觸角，隱隱然成為霍布斯所說的“利維坦”。 “去中心化自治”的理想主義倘若僅僅依賴傳統互聯網的協議共識與基礎設施，則已是步履維艱。舊的共識發生動搖，而新的共識尚未建立。
所幸，區塊鏈的技術特性為社會組織形式提供了新的可能：2013年，Daniel Larimer在區塊鏈與加密貨幣的語境下提出“DAC”概念——去中心化自組織企業。在“DAC”的設想中，大家一起工作，為自由市場提供服務從而獲利，但區別於傳統公司製的地方就在於：DAC是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就是這家公司的股票，持幣者就是股東，每個人都能通過持有加密貨幣來享受公司成長的紅利，更重要的是，人們用代碼的形式規定了這家公司的內部章程與利益分配原則，這使得人們自由協作，自發貢獻時間精力的組織成本降至最低。
Larimer在2014年補充完善了DAC的構想，後者隨即被Vitalik在《DAOs, DACs, DAs and More: An Incomplete Terminology Guide》一文中進一步闡述。 Vitalik認為DAC是DAO的一個子類，去中心化自治組織是內涵更廣的概念，且DAO與BitTorrent的區別在於：前者是有內在價值，而後者雖有類似於聲譽（reputation）的激勵，但它無法作為可售出的資產。 DAO的所謂“內在價值”或“內在資本”，就是“通證經濟模型”，它能夠為組織內部具體的行為提供一套激勵機制。
如今人們論及DAO的歷史，通常會將The DAO比作Genesis DAO（創世DAO），這一說法固然來自中本聰比特幣系統的“創世區塊”，但就其基本結構來看，比特幣也可以說是前以太坊時代（pre-Ethereum）最原始的DAO，只是因為它的自治屬性與智能屬性還遠遠不夠，一部分人認為它更接近於去中心化組織（DO）。
總而言之，Vitalik提出的DAO，之所以不同於以往的CMO模型、自組織模型（例如Werner的DAO），根本上是由於底層技術基礎與組織媒介的不同。在2015年，以太坊區塊鏈上出現了名為“DAO”的智能合約，在這一階段，DAO的概念融合了互聯網的網絡集群與代碼實現的自我維持系統這兩個脈絡，為2016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The DAO出現奠定了理論基礎。
DAO不存在中心化的節點，節點之間的交互不再由行政隸屬關係決定，而是出於互惠互利的利益驅動機制，沒有發號施令的權力中心了，也沒有森嚴的層級管理了，人們基於共同的願景貢獻自己的力量，並以此獲得報酬。
DAO是智能化、自動執行的，人們通過代碼將自然語言規則轉化成精確的、緊緻耦合的機器語言，寫進智能合約，而最大程度降低執行中的人為乾預——我們可以用Uber來舉例：所謂代碼執行就像是所有Uber平台的車輛全部是自動駕駛的，人們看似是在與自己所乘坐的某一具體車輛發生互動關係，實則是個體與背後的一整套代碼規則進行互動。
#03 DAO的結構性意義
如何更好地理解DAO在組織演進中的結構性意義呢？我們不妨通過類型對比來揭示DAO的去中心化自治邏輯：
官僚制與DAO比較
工業社會以降，Max Weber所描述的官僚制（hierarchy）成為現代組織的基本結構，典型特徵是等級森嚴的行政層級與權力自上而下的傳遞路徑，現代法律為其提供法理型權威。但官僚制也打造了現代性的牢籠，個體常常身處其中卻不知道整個組織“在做什麼”。公司製築基於官僚制，傳統公司製與DAO的區別可以歸納如下：
Table 1 DAO與公司製比較
DAO的治理運作層實現了對科層制的超越——共識合約化與可靠的執行力使得內部的管理無須複雜的層級，所有人都認可的一套代碼治理方案，即是DAO的權威來源。在今天的DAO實踐中，成員在Discord等對話基礎設施內表達訴求進行協商（通常被稱為“軟治理”），通過Snapshot等鏈下治理平台進行民主投票；分歧也被以成本更低的方式解決，即分叉；DAO的勞動經濟形態也隨之改變，由於冗雜的科層被消解了，內部的分工與個體的價值創造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靈活性與自主性，正如我們在BanklessDAO與DeveloperDAO等實例中看到的那樣。
Bazaar治理與DAO治理比較
在Powell之後，Benoit與Xavier又提出一種新的治理範式——Bazaar Governance（集市治理），它是以開源社區為治理場所的合約化框架（contractual framework）。 Bazaar被用於描述一個建立在開源許可上的公共自治社區類型，技術與資源共享，開放且友好，有助於產生正向的網絡外部性。例如GitHub就是BazaarGov的一個實例。但Open License作為一種合約，所使用的仍然是傳統互聯網的基礎設施與協議工具，由於內容複製的零邊際成本等因素，Bazaar存在低控制權與低激勵強度的結構性弊端，導致free-riding盛行與社區貢獻與回報的不匹配。
而DAO仍然延續了自由、開放的基本原則，但卻擁有更有效的治理媒介與工具——具體而言，即區塊鏈與通證體系，從而能有效地應對Bazaar的自治困境。通證是社區權益分配與貢獻激勵機制的基礎，與之相關的貢獻定價、補償機制、實踐模型在今天被加密社區集中探討。
#04 本篇小節
上述有關DAO的理論構想看似已是臻於完美。從後工業時代的餘溫到互聯網的方興未艾，再到區塊鏈與加密貨幣革命，在安那其主義、全球自由主義、信息主義等多種思潮的推波助瀾下，基於區塊鏈與智能合約的DAO讓人們再次對去中心化的理想心潮澎湃。
而作為DAO在現實社會的首次實踐，The DAO“眼見它起朱樓，眼見它宴賓客，眼見它樓塌了”的遭遇則讓人們意識到了現實的複雜性與DAO同樣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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