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AO 中,區塊鏈上的民主能以什麼方式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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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畫

原文標題:對區塊鏈上民主的一種探討:讀《反對選舉》

《反對選舉》作者:達維德·范雷布魯克

《反對選舉》譯者:甘歡

本文分析了民主制的現狀,提出了對選舉代議民主制的懷疑,並提供了另一種實現民主的方式:抽籤。促使我完成這篇文章的動機有三個:

一、「區塊鏈想要什麼」是我始終關注的主題,該主題包含區塊鏈的基因問題。公鏈的出塊權力(最重要的權力)是「能力+運氣」式的,這更接近於「選舉+抽籤」式的民主形式。那麼在區塊鏈的其他領域中,比如在DAO中,攜帶這個基因的民主形式是否是更適合的?

題外話,直接民主在DAO 中的實踐情況是已經可以深度研究的主題;抽籤作為社區的利益分配工具的情況也是值得探討的主題。

二、抽籤是實現民主的一種工具的事實,在主流的教育中幾乎是缺失的,這一現象頗為有趣。這本書可以讓我們對抽籤式民主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三、世界上的許多國家中發生的問題,讓我們對民主制充滿了困惑,我們對它也不再像曾經那般充滿信任。但錯的是民主制嗎,還是只是民主制的實現形式?我們是否還有更多的工具可以拿出來?

文章內容來自《反對選舉》一書。

01

民主制的困境

人們對民主的態度甚是古怪:每個人似乎都心生嚮往,但無人再對它心存信任。

大型國際研究項目「World Values Survey」對來自57個國家的73000多人展開了調查,這些國家的人口數量佔全球人口的近85%。當被問及是否認為民主是治理國家的良策時,不少於91.6%的調查對像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全世界贊成民主思想的人口比例從未如此之高。

而與此同時,公民對議會、政府和政黨的信任已降至歷史冰點,對於自己身處的政府機構,三分之二乃至四分之三的人都表現出不信任的態度。他們所懷疑的,不僅僅是嚴格意義上的政府機構,還有包括醫療系統、鐵路系統在內的其他公共部門。

人們似乎青睞民主這一思想,但不喜歡已經被實踐的民主,或者說至少不喜歡當前的民主實踐。

而從另一個維度來看民主制的困境:說民主制是最不糟糕的政府組織形式,因為它千方百計地同時滿足合法性和效率這個兩個基本指標,每個民主制國家都力圖在合法性和效率之間達成健康的平衡。然而現在,西方的民主陷入了合法性和效率的雙重危機之中。

民主的合法性危機主要體現為以下三種症狀:1.人們越來越不願意放下手上的工作去投票,如果公民不願再參與民主運轉的基本程序,投票,就表明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出現了嚴重問題;2.選民們立場不堅定,他們在投票時變得越來越不謹慎穩重;3.政黨成員越來越少,在歐盟成員中,僅有4.65%的選民仍是黨派人士。

民主制度的效率也面臨問題,幾近明了的各種各樣的缺陷都表明,要進行有效的政府管理越來越難了。主要有三條症狀:1.組建政府所需的協商時間越來越長;2.政黨不得不承受越來越嚴重的攻擊;3.政府的效率越來越低下。

02

選舉代議民主制

但或許,民主制的困境並不在於民主制,也不在於代議民主制,而是它的一種特殊變體:選舉代議民主制,即一種通過選舉產生公民代表的民主制度。只不過幾乎所有人都把選舉代議民主等同於民主,深信選出公民代表的唯一途徑是投票箱。

1948年頒布的《世界人權宣言》指出:“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權力的基礎;這一意志應以定期和真正的選舉予以表現,而選舉應依據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權。”這表明了我們看待民主的方式:在談論民主時,我們談論的就是選舉。

我們並不把選舉看作一種參與民主的方法,而是將其當作終點。

這種對選舉的執念相當古怪:人們從大約三千年前就開始試驗民主,而通過選舉來實現民主不過是最近兩百年的做法,我們卻認為選舉是唯一有效的方式。

這是為什麼呢?習慣使然是一個原因,但更為根本的原因是,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選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雖然出現過一些不好的後果,但選舉總是能讓民主成為現實:人們想要在效率和合法性之間達成可靠平衡,選舉幫助他們實現了這一願景。

然而我們往往忽略了一點:孕育選舉的背景完全不同於今日各國的國情。

本文僅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至今的選舉的外部環境的變化(原書有完整的選舉制的發展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那些年,數量眾多的大眾政黨佔據主導地位並掌握了政府,通過一個由工會、行會、醫療服務機構,甚至是學校網絡和這些組織自己組成的媒介網絡,這些大眾政黨成功走進了公民的個人生活。這個有組織的市民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把控著公共領域,這就產生了一個相當穩定的政治局面,其特徵是人民對黨派忠誠,選舉行為都在意料之中。

至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這一平衡局面因新自由主義思想重塑公共領域而被打破。自由市場取代市民社會,成為幾乎所有的公共生活領域,尤其是新聞媒體的主要構建者,而政黨作為民眾與政府之間的媒介的身份變得越來越不重要。選舉變成了商業秀,變成了一場爭奪選民支持的鬥爭。

2004年英國社會學家科林·克勞奇提出「後民主」一詞,用以描述這個新景觀:儘管在這一模式中選舉確確實實存在且能改變政體,但公共選舉辯論已經成為一種受到嚴格控制的景觀,操控這一景觀的團隊都是由專業人士組成的。而大部分的公民只能是被動、順從甚至冷漠的,他們唯一要做的就是對收到的信號做出反應。在這場選舉遊戲的幕後,政治其實是由官員與代表過多商業利益的精英間的交往決定的。

由於種種對選舉的計算,選舉制度每次都使得長遠的共同利益讓位於短期的政黨利益。創造選舉制的初衷是實現民主,但從這些後果看,選舉似乎是民主的絆腳石。

我們把民主簡化為代議民主制,又把代議民主制化約為選舉,而這一寶貴的製度如今深陷困境。

03

民主制的形式:抽籤

那麼在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之前,世界上存在過哪些形式的民主制呢?在古代和文藝復興時期,抽籤在各個地方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古雅典

古雅典制度希望盡可能多的公民可以參與城邦生活,每個公民都有參與政治的均等機會。城邦的三個主要政治機構分別是公民大會、五百人議事會、陪審法庭,所有公民都可以參與。

其中,五百人議事會是雅典民主制度的重中之重:它起草議案,安排公民大會,管理財政、公共事務、行政長官,還負責與鄰邦的外交事項,而這500 個公職人員是通過抽籤來獲得的;此外,在700名法官中,有600名是通過抽籤選出來的,剩下的則是選舉出來的,每天早晨,陪審法庭也會抽籤在候選公民中選出幾百名陪審員。

在古雅典,抽籤可以決定三種權力: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抽籤挑选和輪番而治是雅典民主制的核心。雅典的民主是另一種形式的代議民主,一種非選舉的代議民主。

這其中有三個不能低估其重要性的方面:第一,雅典公民是直接參與政治的。第二,古雅典的很多重要決定是由多數人一起做出的。第三,古雅典的所有官員,包括法官,都是通過抽籤挑選的,只有極少公職不抽籤。 (注:但需要注意,古雅典的公民並不是包含所有人。)

雅典民主在鼎盛時期能夠依靠抽籤這樣一個奇特的原則運轉,今天的我們對此不禁大感震驚,但對於當時的人而言,抽籤毫無出奇之處,實在是再自然不過。

古雅典民主制中的主要機構和權力分配

威尼斯

威尼斯共和國並不是民主制國家,而是由強大的寡頭貴族家族統治的國家。不過與寡頭制有所區別的是,總督,也就是國家領導人,並非世襲。為了避免相關家族之間的衝突,在選定新一任總督時,人們會求助於抽籤這一程序,但是為了確保領導人具備相應能力,總督是通過抽籤搭配選取的方式產生的。

選定新總督會持續五天,經歷十個階段。步驟複雜但有趣,我列舉在下方,不感興趣的可以跳過。

大議會的成員是500名貴族,他們每個人的箱子裡都有一個木製的抽籤球,上面寫著他們自己的名字。

首先,最年輕的議員離開大議會廳,前往聖馬可大教堂,並和遇到的第一位年齡在8~10歲的小男孩說話。這名小男孩將加入選舉會的議員隊伍,受到委託抽取抽籤球。

這個孩童首先抽出30人,再在這30人中抽出9人。這9 個人組成第一個選舉團,他們通過多數表決制將選舉團擴至40 人,這是一種自行增補新成員的方式。

40名成員通過抽籤,將選舉團人數減至12名,這12名再次投票,將隊伍增至25人。

這一運作會持續一段時間:選舉團每次都通過抽籤減小規模,又通過投票壯大,隨機抽选和選舉交替使用。

在第九輪,選舉團會有41名成員,他們參加秘密選舉,最終選出總督。

威尼斯的政體看起來極其複雜,但計算機科學家近來對這種選舉領導者的程序饒有興趣:它確確實實讓最受歡迎的候選人贏得了選舉,但同時給予了少數人機會,又矯正了部分選舉人被收買的不良影響。

歷史學家們認為,威尼斯共和國之所以能夠獲得非比尋常的長期穩定(這種穩定持續了五個多世紀),抽籤這一巧妙的製度是部分原因。倘若不採用抽籤,毫無疑問,共和國早就因為寡頭家族間的爭端而陷入混亂了。

一個值得一提的知識是:英語中的選票一詞ballot直接來自意大利詞語ballotte(抽籤球);荷蘭人還在使用balloteren這個動詞,意思是為一個團隊招募新成員,而它在法語中對應的是ballottage,這個詞語直到18世紀都還指抽籤。

佛羅倫薩

佛羅倫薩人比威尼斯人走得更遠。不僅國家領導這一職位,幾乎所有的行政和公共管理任務都通過抽籤來分配。

公民首先需要獲得提名,然後由各種身份的人組成的市民委員會投票決定誰將擔任行政職位;再然後是抽籤的程序,但在此之前人們會將一些人除名,例如已經有過一輪任期的人或犯過法的人。所以這個過程包括四個步驟:提名、選舉、除名、抽籤。

和古雅典一樣,抽籤選出的公民是佛羅倫薩主要政府機構——市政議會、立法機構和市民委員會——的公職人員。市政議會類似於五百人議事會,是最高行政機構,負責外交事務、行政事務和製定法律條文。

通過快速地回顧一番歷史,我們可以汲取六個教訓:

從古代以來,抽籤作為一種有價值的政治工具,一直被諸多國家使用;

使用這一制度的都是規模很小的城市國家(注:區塊鏈上的組織也是小規模的;目前也有一些大國或龐大組織在限定領域內嘗試包含抽籤的民主形式);

使用抽籤的國家通常都是在財富、權力和文化方面較為強勢的國家;

各國在抽籤時的方式和過程千差萬別,不過抽籤始終能減少公民之間的矛盾,增加公民的政治參與度;

沒有哪個國家會只採用抽籤,抽籤總是與選舉並行,因為選舉可以確保獲選人具有能力;

儘管其國內的競爭團體之間有強烈的敵對情緒,但使用抽籤的國家往往已經有了長達數世紀的政治穩定。

04

哲學觀點

雖然亞里士多德支持的是一種混合政體,但他還是毫不含糊地指出了抽籤和選舉之間的不同之處,他稱:“我援引行政長官為例:用抽籤的方法產生決策者就是民主,用選舉的方法產生決策者就是寡頭政治。”他評論斯巴達說,政府的組建“包含一定的寡頭成分,例如,所有行政長官都是經選舉產生的,而不是抽籤”。

1748年,現代憲政的奠基人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再度提出亞里士多德兩千年前的分析,孟德斯鳩認為:“抽籤是一種不傷害任何人的挑選方法,它讓每一個公民都能為國家效力。”他對雅典的民主大加讚賞,因為在古雅典的製度中,行政長官在離職時會“同時考慮抽籤和選舉”。

盧梭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1762 年他在《社會契約論》中寫道:“當選舉與抽籤兩者並用的時候,凡是需要專門才能的地方,就應該由選舉來任用;抽籤則適用於只需要有健全的理智、公正與廉潔就夠了的地方,而在一個體制良好的國家裡,這些品質是一切公民所共有的。”

和選舉一樣,抽籤也不是完美的藥方,但它可以矯正現行製度中的部分缺陷。抽籤並非有悖於邏輯,它建立在以下邏輯之上:中立的程序能平均分配政治機會。

最後以兩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

第一段話來自托克維爾,他在《論美國的民主》(該書使得「民主」深入人心)中肯定了抽籤產生的陪審團,因為這一制度讓一定數量的公民被偶然選上,短暫地擁有審判權,他寫到:“陪審制度,特別是民主陪審制度,能使法官的一部分思維習慣進入所有公民的頭腦。而這種思維習慣,正是人民為使自己自由而要養成的習慣。”

第二段話來自盧梭,他說:“英國人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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