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員何小貝
這是一起區域性中小銀行引發的全球系統性金融風險事件。矽谷銀行（Silicon Valley Bank, SVB ）和簽字銀行（Signature Bank）以資產規模而言在美國銀行中分別僅排16和29，且與大型銀行的規模相去甚遠，但卻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震盪，拖垮了作為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瑞士信貸。這場典型的銀行擠兌事件充分體現了202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經濟學家的研究的價值和生命力：為什麼銀行這麼脆弱？銀行危機的後果是什麼？如何防範系統性風險？
一、 為什麼銀行這麼脆弱？
矽谷銀行的倒閉是個教科書般（Diamond and Debvig，1983）的擠兌事件。矽谷銀行可以說有著最優質的業務模式，專注服務科技行業初創公司，與全球最有增長潛力的企業深度綁定。在倒閉之前矽谷銀行的信用評級都為投資級。為什麼兩天時間內迅速倒閉？這就要說到銀行天然的脆弱性。
銀行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實體經濟有期限錯配的需要：儲戶有臨時的流動性需求，而企業需要進行長期投資。期限錯配（即藉短放長）是銀行的核心職能，然而這也決定了銀行天然存在脆弱性（Diamond and Debvig,1983）。長期的資產難以隨時變現，一旦大量儲戶取款，銀行就面臨流動性不足。存款保險制度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這一問題（Diamond and Debvig,1983）。
然而存款保險制度並不足以消除金融系統中的擠兌風險。一方面，批發融資並不受存款保險制度保護；另一方面，從各國的實踐來看存款保險制度也不覆蓋所有零售存款。美國的存款保險僅保護低於25萬美元的存款，但未受保護的存款在各銀行的分佈是很不平均的。矽谷銀行以企業存款為主，92.5%（註釋1）的存款不受存款保險的覆蓋。簽字銀行的存款以高淨值人群為主，也有類似問題。
引發擠兌的導火索是什麼？科創行業是對利率最敏感的行業之一，也是在這輪美聯儲加息環境下最先受到衝擊的。矽谷銀行大量的存款客戶為科創公司，這些公司開始消耗現金維持運營，2022年其存款餘額已經開始顯著下降。為滿足取款需求，矽谷銀行需要賣出其長期資產（持有到期的證券）。在史無前例的加息環境下，這些資產的價格大幅下跌，一旦被拋售，則賬面浮虧變成了資本金損失，影響償付性。矽谷銀行持有的證券資產佔總資產比重55%，是美國的銀行平均的兩倍。因此當其公佈拋售損失的消息時，儲戶都擔心銀行穩健性，一天內的取款規模達到420億美元，佔其存款規模的三分之一。沒有銀行能撐過這樣的現金燃燒速度。
二、 為什麼引發金融風險傳染？
但銀行倒閉並非新鮮事，美國平均每年都有幾起。矽谷銀行算不上系統重要性銀行，美國監管當局也果斷出手救市，為什麼還引發了大規模金融風險傳染？
恐慌歷來都是驅動金融風險傳染的主要因素。美國監管當局深知這一點，在風險傳染之前就迅速出台救助方案。首先，FDIC為矽谷銀行和簽字銀行的全部存款提供保險，相當於消除了最緊急的擠兌風險；其次，美聯儲創設流動性工具（Bank Term Funding Program, BTFP），讓銀行不需要為滿足短期支付需求而拋售資產，即避免“未實現”損失變成實現的損失、侵蝕資本金，相當於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資產拋售風險。
然而金融市場的恐慌並未停止。
市場的恐慌來自於對中小銀行穩健性的懷疑，實質上是對銀行監管的不信任。在這場危機中，美國大型銀行和地區性小銀行的處境迥然不同，投資者拋售地區性中小銀行的股票。事實上，美國的許多中小銀行以貸款為主業，並不持有足夠的合格抵押品（國債、政府債券等）來獲得BTFP的支持。與所有金融危機一樣，市場出現大規模的安全資產轉移（flight to quality）現象，儲戶和投資者迅速將存款和資產從中小銀行轉至大型銀行，中小銀行的資產遭到拋售。市場一方面認為系統重要性銀行受到更嚴格的監管、因而更穩健，另一方面也寄期望於金融機構的“大而不能倒”。
然而儘管美國的大型銀行相對穩健，歐洲的大型銀行卻受到了嚴重衝擊。這是因為與其美國同行相比，歐洲大型銀行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一直盈利能力欠佳，資產負債表遠不如美國大型銀行健康。尤其是作為全球第五大財團、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的瑞士信貸，早前已經風波不斷，在此風波中遭遇更大規模客戶贖回，最終不得不接受瑞士央行的救助，成為第一個倒下的大型銀行。
三、 銀行危機的後果是什麼？
目前來看，美國和歐洲的監管當局都有意願採取措施避免金融危機。當金融恐慌散去後，對經濟和金融市場有什麼影響？
宏觀經濟和金融系統之間存在多渠道的相互反饋機制。科技行業的周期性衰退是矽谷銀行危機的導火索，但矽谷銀行的倒閉也會對科技行業乃至宏觀經濟產生負面影響。根據Bernanke(1983)，銀行倒閉是金融危機演化成經濟危機（大蕭條）的原因，這涉及到銀行的另一個核心職能，即甄選合格的借款人，向其發放貸款並監督。一旦銀行倒閉，這種甄選監督技能無法發揮作用，借款人的金融交易成本上升（體現為信用利差上升），借款人難以獲得信貸，投資和消費下降，總需求減少，加劇經濟衰退。
矽谷銀行的倒閉會引發上述問題。矽谷銀行在美國高科技初創企業投融資領域的市場份額超過50%，是矽谷創投圈裡的金融核心，有不可取代的位置。矽谷銀行與全球逾600家創投機構、120家私募股權基金有業務往來，VC/PE及科創企業普遍在矽谷銀行有賬戶。矽谷銀行的倒閉將加劇科創醫療行業的融資難度，對行業而言是雪上加霜。
更重要的是，這場席捲全球的銀行危機會讓穩健的銀行也對資產擴張保持謹慎，中小銀行更會降低信貸供給，減少風險資產配置，這會使總需求下降，拖累全球經濟。
四、 政策會怎麼反應？
美聯儲會擔憂銀行危機惡化而放緩加息嗎？即便美聯儲放緩加息，也不是因為銀行危機。 2020年疫情恐慌時期的市場操作證明，美聯儲有能力通過創設各種流動性工具來維護金融市場穩定，本次迅速救助也顯示其有所準備。因此聯邦基金利率只需要用於維護價格穩定和就業。正如英格蘭央行在2022年的養老金危機中的操作一樣，美聯儲完全可以一邊向市場提供流動性（無論主動還是被動），一邊加息。美聯儲如果放緩加息，更有可能的原因是這場銀行危機導致的經濟衰退的概率在上升。
此輪銀行危機更深刻的影響應是在金融監管的走向。雖然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強調本輪救助方案只救儲戶，不救銀行（股權人和債權人），但擴大存款保險的覆蓋範圍本身已經造成了道德風險，畢竟銀行事前並未支付相應的保費，更何況美聯儲的BTFP工具也讓缺乏審慎風險管理的銀行也規避了資產拋售的風險。這種兜底雖然不得已，但畢竟破壞了金融市場紀律。如Bernanke（2013）所說,短期的金融危機救助行動會以長期的金融系統不穩定性作為代價，因為金融機構沒有為其過度的風險承擔行為承擔後果。然而Bernanke（2013）也說，道德風險尚未有很好的解決方案,必須通過建立更為有效的審慎監管，最大程度的降低金融危機發生的概率，從而降低道德風險的影響。事實上，2008年金融危機後，各國對銀行的監管都大大加強，包括2010年出台的巴塞爾III和美國的《多德弗蘭克法案》，目標都是加強銀行的審慎監管。
然而矽谷銀行事件顯示，一方面銀行本身風險管理有嚴重失誤，且監管當局未實施有效的監督；另一方面金融監管的放鬆（而非美聯儲加息）也埋下了這場危機的種子。
雖然史無前例的快速加息是對金融市場的考驗，但利率風險是銀行最常見的風險，通常銀行使用利率衍生品對沖相關風險。然而矽谷銀行持有1200億證券資產，卻只做了名義價值5.5億美元的衍生品。如果監管要求矽谷銀行實施有規律的銀行壓力測試，相關風險都不可能累積到這個水平。事實上，2010年出台的《多德弗蘭克法案》要求資產在100億美元以上的銀行都要進行年度的壓力測試，然而隨著經濟復甦、加上銀行監管成本過高的遊說，2018年美國又通過了《促進經濟增長、放鬆監管要求、保護消費者權益法案》，減輕了對中小型銀行的監管要求，將壓力測試的門檻都提高到了2500億美元（註釋2）。矽谷銀行倒閉之前的規模為2200億美元。不僅如此，由於資產規模不夠大，矽谷銀行也無需滿足流動性覆蓋率（LCR）、淨穩定資金比例（NSFR）的要求。這也是為什麼矽谷銀行在經歷了存款資產急速擴張（2021年底存款約是2019年底的三倍）、又迅速收縮（2022年下降9%），未能維持合理的流動性水平以應對持續的存款流出風險的原因。
此輪銀行危機顯示，只關注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不足以維護金融穩定，現有的審慎監管工具仍有缺陷。首先，現有的銀行監管框架降低了中小銀行的合規成本，但風險爆發後監管當局又不得不出手兜底，破壞了市場紀律，形成道德風險，為下一次危機埋下種子。其次，對大型銀行的審慎監管要求也值得反思。瑞士信貸滿足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所要求的資本和流動性要求。事實上，基於現有的壓力測試，其流動性覆蓋率足以應對壓力時期持續超過一個月的大量資金外流。然而這仍然低估了市場的恐慌程度和資金外流速度。需要重新思考壓力測試並將風險傳染渠道納入。
總體而言，可以預判的是，此輪銀行危機事件會推動美國的金融監管再次進入一輪收緊週期，中型銀行很可能面臨更高的監管要求。
五、 對中國有什麼啟示？
矽谷銀行危機事件雖然尚未直接波及中國市場，但對中國的金融監管有重要的啟示。
首先，我國區域性中小銀行面臨的風險不容忽視。中國銀行業的資產回報率顯著低於美國同行，且資產中有相當部分不良資產未被納入不良，可以算是“未實現損失”。如果經濟增長放緩，金融風險會進一步累積。雖然中國沒有類似的矽谷銀行這樣專注服務某一行業的銀行，但許多中小銀行長期紮根區域經濟，資產的行業集中度很高，而行業的風險最終都會成為銀行的壓力。例如，隨著經濟低碳轉型，高碳產業集中的區域的城商行的資產問題將逐步暴露。與此同時，矽谷銀行事件也顯示，哪怕是高增長潛力的行業也在下行週期也可能對銀行造成巨大壓力。我國的綠色貸款、普惠貸款增速遠超平均貸款增速，但如果缺少價格信號發揮指引作用，最終也可能對銀行形成拖累。
其次，中小銀行的風險可能通過金融風險傳染演化成金融危機，防範系統性風險需要有效的審慎監管和政策工具。我國金融監管長期重管制，輕監管，缺乏審慎監管工具和監督手段。矽谷銀行事件演化到瑞信被救助，證明目前大家對金融風險傳染的理解還很有限，現有的風險監測指標和監管要求尚未能有效防御風險傳染。我國雖然沒有發生過全面的金融危機，但歷史上也出現過多次銀行擠兌危機，隨著金融市場化改革的深化，銀行的風險可能逐漸暴露。監管當局應重視開展銀行壓力測試，尤其是開發能模擬金融風險傳染的宏觀審慎壓力測試，構建金融風險監測指標體系，豐富審慎政策工具箱，以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
最後，應在《金融穩定法》的框架下建立市場化的金融機構退出機制，健全金融安全網，防範道德風險。美國監管當局在此輪危機中的救助方案在國際上存在爭議，也將影響未來美國和全球的金融監管改革。建立金融風險處置的應對預案和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有助於打破“大而不能倒”和政府兜底的預期，降低道德風險。同時應充分發揮金融穩定保障基金的作用，避免將風險處置過程中的損失和成本轉嫁給公共資金。
註釋：
1. Erica Jiang, Gregor Matvos, Tomasz Piskorski, and Amit Seru (2023). Monetary Tightening and US Bank Fragility in 2023: Mark-to-Market Losses and Uninsured Depositor Runs?
2. 矽谷銀行的Greg Becker是促成這一監管放鬆的重要的遊說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