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源：財聯社
圖片來源：由無界AI 生成
在芬蘭海門林納女子監獄內，一張桌子上擺放著一小瓶水和一台惠普筆記本電腦，一名女囚犯正在桌前敲打鍵盤，屏幕上是有關房地產的短文本，她一邊閱讀一邊對這些文本進行標記，回答於建築許可證和項目承包商等文件相關的問題。
這是科技媒體wired最新報導中的一幕，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催生出一種新的監獄勞動——數據標註工作。
據報導，海門林納的每間監獄都配備了三台筆記本電腦，供囚犯參與這項人工智能工作，沒有固定“KPI”，囚犯自願非強制參與，工資結算按時長而非工作速度或質量，每小時1.54歐元，與其他工作同酬，輪班時間為3小時。而其他工作，比如打掃衛生、洗衣、縫紉，輪班時間為6小時。在海門林納監獄，大約20名囚犯已經嘗試過這項勞動。
上文中這位囚犯正在訓練芬蘭建築數據平台公司Metroc的大模型（儘管她自己對此一無所知），Metroc創建了一個搜索引擎，旨在幫助建築公司發現項目並獲得市場分析。
“來自監獄的力量”幫助這家小規模初創公司迅速推出了自家大模型。據了解，Metroc僅擁有15名員工，通過與芬蘭刑事制裁辦公室簽訂合作協議，Metroc讓在芬蘭監獄和緩刑服務局的囚犯訓練大模型，在兩年多的時間裡開發出了自己的人工智能技術。
Metroc剛剛宣布完成了一輪200萬歐元的融資，公司計劃利用這筆資金在北歐進行擴張。其CEO尤西•維爾納拉（Jussi Virnala）稱，正在考慮將監獄勞工項目擴大到其他國家。
為什麼需要服刑人員？
人工智能的進步離不開海量可靠的數據，而數據處理類工作不僅廉價，還相當繁瑣、無聊，一直被視作AI領域的“勞動力壓榨”，通常這些勞動者駐紮在肯尼亞、烏干達和印度這類工資低廉的國家。美國《時代周刊》曾報導，為了訓練ChatGPT，OpenAI僱傭了時薪不到2美元的外包肯尼亞勞工，負責進行數據標註。
除了Metroc，另一家名為Vainu的芬蘭科技公司也曾使用囚犯進行數據勞動。他們“另闢蹊徑”啟用服刑人員，原因不難理解。
首先，芬蘭的人力成本相當高，本地公司很難在該國正常的勞務市場上找到願意從事的人。根據官方數據，2022年芬蘭的最低工資標準高達13歐元/小時，超出歐盟平均水平，是囚犯從事數據標註工作取得時薪的12-13倍。另外，由於芬蘭擁有完善的福利制度，慷慨的失業救濟金幾乎無法激勵失業國民尋找低工資工作。
其次，在肯尼亞等國家，講芬蘭語的人並不多，自動翻譯工具並不能完美應付芬蘭語這種只有500萬母語人士的語言。如果要打造基於芬蘭語的大模型，勢必需要芬蘭人參與基礎的數據標註工作。
目前，服刑人員參與數據標註的項目仍在初期普及階段。海門林納一位監獄工作指導員稱，總共只有三名囚犯定期自願參加人工智能工作輪班，“當我周三早上到達監獄時，縫紉室已經很忙了。囚犯們擠在縫紉機前，或者成對地在一堆布料上交談。但人工智能工作的小房間完全是空的。”
究竟是好是壞？
對於這種新形式的監獄勞動，來自公共部門、研究機構、大學的人們有不同的看法。
“這種類型的工作是未來，如果我們想讓囚犯為監獄外的生活、沒有犯罪的生活做好準備，這類型的技能可能與傳統的監獄勞動一樣重要。”海門林納監獄的工作指導員表示。
赫爾辛基大學的研究員圖卡•萊赫蒂涅米（Tuukka Lehtiniemi）同樣持贊同觀點，他擔心，如果沒有這種舉措，非英語語言將被排除在下一代技術之外，“並非所有芬蘭人的英語水平都很好，因此需要本地人進行數據標註工作。”
然而，有學者堅稱這是一種不公平現象，助長了工智能革命中剝削廉價勞動力的風氣。專注於人工智能的高級研究員阿莫斯•托（Amos Toh）就此表示，“現在有一個說法是，我們正走向一個更方便、更高效的完全自動化的社會，這往往掩蓋了一個事實，即許多自動化系統由真人驅動，科技公司傾向於剝削幾乎沒有其他選擇的人群：難民、遭受經濟危機的國家的國民，如今還包括囚犯。”
Toh還對數據勞動能否幫助囚犯培養數字技能表示懷疑，“監獄裡的人可以通過多種方式提升自己，比如獲得證書和參加高等教育，我懷疑以每小時一歐元的價格為一家公司做數據標記是否會為個人帶來有意義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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