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9月11日，美國總統候選人哈里斯vs川普的辯論落下帷幕，由於本次大選“兩黨候選人同時’激進化’，中間選民被拋棄”，這使得本次大選選情變得“撲朔迷離」且極易受各類突發事件影響，各項民調也顯示哈里斯和川普，無論在全國還是在各個搖擺州都“難解難分”，這使得本次辯論對於大選結果的重要性遠超歷史同期，由於選民對哈里斯的政策主張尚不充分了解，本次辯論對於其是否能勝選更是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對於總統辯論的看點，核心的並不是兩黨候選人的具體政策主張（這些早在各類競選活動中被反覆宣傳），而是誰發揮表現的更好，誰更能打動尚未作出決定的“搖擺選民”，誰犯下重大的失誤。就這幾個維度而言，哈里斯無疑是本次辯論的贏家：川普則在辯論開始大約半小時後被哈里斯成功激怒，自亂陣腳，多次搶答、與主持人發揮爭執，甚至堅持非法移民吃寵物的謠言。根據辯論後的CNN/SSRS快速民調顯示，63%觀眾認為哈里斯獲勝，只有37%認為川普獲勝。同時，在辯論結束後，在美國年輕人中有著無與倫比影響力的泰勒絲，首次明確書面背書支持哈里斯，也進一步加大了哈里斯的聲勢。
但是，即便如此，我們目前仍很難判斷：哈里斯或川普誰能勝選。我們在上一篇文章《如果川普當選，會帶來哪些影響》中詳細論述了，若川普當選，將帶來的「三大預期差」：「破壞性」顯著強於第一任期，全球地緣動蕩的烈度與黃金價格“上不封頂”，國內政策將更加註重安全而非刺激。
本篇文章，我們將詳細論述：這次選舉變得如此難以預料的根本原因，哈里斯的政策最重要「預期差」——更加擁抱奧巴馬激進路線，而非延續拜登溫和路線，並詳細介紹其具體的經濟、外交、內政等政策對美國經濟、「二次通膨」、全球地緣、國內政策方向及大類資產價格的影響，本次選舉的最好與最壞結果分別是什麼，以及本次大選過程中的「亂象」對於「時代變遷」和思考框架的啟示，這幾個關鍵問題，以颯讀者。
（一）
撲朔迷離的選情：兩黨同時“激進化”下，被拋棄的“中間選民”
我們在今年元旦發布的《2024：全球與中國資本市場機會與風險有哪些？ 》於市場最早指出川普當選機率顯著小於市場預期，在拜登辯論表現不佳，槍擊案發生後，川普「風頭最盛」的7月，我們在《若川普當選，將帶來哪些影響？ 》文章中依然堅定的強調“川普當選機率顯著小於市場預期”，隨後伴隨拜登退選、川普選擇激進的萬斯作為副總統候選人，其在全國及各關鍵搖擺州的民調快速下跌，哈里斯一時風光無限。然而，就在哈里斯8月初「勢頭最強」之時，其幾個關鍵決策卻在實質上大幅降低了其勝選概率，並使得本次大選的最終選情變得「撲朔迷離」。
能否團結本黨的力量、吸引中間選民是我們美國大選選情判斷的最重要指標：2016年大選，川普之所以成為「黑馬」的關鍵在於當時的共和黨大佬小布希家族、麥凱恩等均全力團結在其周圍，而希拉里卻因為對於桑德斯等激進派的傲慢，使得民主黨陷入分裂；2020年大選，特朗普之所以輸給國內自媒體一致不看好的拜登，關鍵原因在於，小布希、羅姆尼等共和黨建制派大佬卻明確不支持川普，而拜登則團結了包括歐巴馬、桑德斯在內的民主黨黨內各路力量，甚至包括麥凱恩家族等共和黨溫和派力量。
因此，當7月川普選擇激進並年輕的萬斯為副總統候選人，引發女性中間選民、共和黨建制派普遍擔憂，並對共和黨內喬治亞州、亞利桑那州等關鍵搖擺州的共和黨建制派州長持續人身攻擊，強化共和黨黨內分裂之時，儘管市場因槍擊案等一致預期其勝選，我們卻堅定的認為，其勝選機率被明顯高估。我們當時在文章中指出，拜登退選之後，如果哈里斯選擇關鍵搖擺州的溫和派，如：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夏皮羅或亞利桑那州參議員凱利作為副手，則哈里斯勝選概率將非常大。
「激進左翼vs激進右翼」—選擇沃爾茲作為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的影響力。然而，遺憾的是，8月6日其選擇的卻是明尼蘇達州州長沃爾茲作為其副總統候選人，沃爾茲雖然看上去白人大叔的身份似乎與哈里斯互補，然而，其在非法移民、治安等諸多美國選民最為關心的問題上立場卻屬於“激進左翼”，比如：其曾說過要給非法移民發放梯子，幫助其翻越邊境牆；2020年“弗洛伊德騷亂”發生在明尼蘇達州，之所以引發全美範圍的騷亂，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州長沃爾茲對警察執法的限制。
哈里斯選擇沃爾茲作為副總統候選人，使得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呈現出「激進左翼vs激進右翼，而佔比40%的最關鍵的中間選民則被完全拋棄」的特點：在哈里斯選擇沃爾茲作為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公佈後，諸如「黑利競選同盟」等原本對於川普非常不滿，並表態支持哈里斯的共和黨溫和派選民態度開始變得猶豫和擔憂。
哈里斯的「價格管制」經濟政策：極易被貼上「激進左翼」的標籤。而資本市場對於哈里斯「激進左翼」立場可能會顯著拖累選情的認知則源於8月15日，哈里斯對於經濟競選綱領的公佈，其中，試圖透過「價格管制」控制通膨的做法— —其宣稱“將出台美國歷史上首個禁止哄抬食品價格的聯邦禁令”，尤其爭議頗多：不僅違背經濟學基本原理和美國零售企業在過去2年通脹高企期間淨利潤率從5.9%下降為3%的事實，而且對於分佈在各關鍵州的食品、零售業從業人員切身利益直接受損。
這些經濟政策主張與沃爾茲副總統候選人的任命和哈里斯本人在非法移民管控等方面糟糕的記錄，更使得其很容易被川普貼上「激進左翼」的標籤，進而遭到持續攻擊和失血。故當哈里斯經濟政策主張公佈之後，博彩的polymarket網站上，哈里斯的勝率快速下降10%，而全球大類資產亦再度呈現：弱美元、原油，強黃金的「川普交易組合」的回歸。
當然，這並不是說，川普當選已是“板上釘釘”，而是說，當哈里斯選擇沃爾茲之後，使得原本確定度很高的選情開始變得“撲朔迷離”與高度不確定：由於兩黨同時拋棄了中間選民，這使得大選變成了「比誰犯錯更多」的遊戲。
從這個角度看，當前川普也面臨年齡過大，關鍵搖擺州集會頻率顯著低於更加年輕的哈里斯；各類耗費巨大的法律訴訟的挪用，使得本來就偏少的競選資金更加捉襟見肘，除了賓州外，在各個關鍵搖擺州競選廣告的投放數量，哈里斯要顯著大於川普；對於共和黨建制派的攻擊，使得前總統布希、參議院領袖麥康奈爾等在今年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失聲，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包括拜登、歐巴馬、柯林頓等前總統，桑德斯、AOC等民主黨激進派代表，賓州州長夏皮羅、肯塔基州長貝希爾等副總統候選人熱門競爭者均登場發言支持哈里斯等各種不利因素。
總之，當兩黨變成「比誰犯錯更多」的遊戲之後，大選本身受各類不突發因素擾動極為敏感，這使得當前美國大選選情預判的難度相對此前顯著增加，我們只能保持密切跟踪。
（二）
若哈里斯當選的路線，更大機率選擇“奧巴馬式激進路線”，而不是“拜登式溫和路線”
在選情本身撲朔迷離之下，我們上一篇文章《若川普當選，又會帶來哪些影響？ 》中，第一個關鍵「預期差」是，與市場主流喜歡參考16-20年其第一屆任期分析其政策走向不同，由於過去8年，川普完成了對共和黨高層的全面控制，而其權力的不受制約性，其若當選帶來的破壞性將顯著大於其第一任期。
同理，假設哈里斯勝選的情況下，當前市場的主流分析，基於哈里斯得到了拜登的全力背書和支持，民主黨由於臨時“換帥”，競選綱領也基本繼承拜登的政策等，對哈里斯政府政策的分析認為，其將是過去四年「拜登路線」的延續。而我們則從以下三個重要的觀察出發，認為：其若當選更大機率將擁抱甚至推進奧巴馬時代的民主黨激進路線，而非拜登的溫和、中間路線。
首先，從哈里斯的權力來源，也就是本次拜登退選前後面臨的壓力和支持來看：在拜登因為總統辯論表現不佳而暴露出身體健康隱患之後，民主黨內進步派桑德斯、AOC，國會黑人黨團、拉丁裔聯盟，柯林頓夫婦，美國工會等都始終強烈支持拜登繼續競選，而裴洛西、歐巴馬則透過各種直接間接手段施壓拜登退選。
其次，從哈里斯的副總統候選人任命過程看，拜登、柯林頓夫婦均提議選擇賓州州長夏皮羅為副總統候選人，這樣可以最大化勝選機率，而歐巴馬、裴洛西則推薦沃爾茲，其更看重沃爾茲能將所謂「進步主義」繼續推動。
再次，從哈里斯競選團隊構成看，彭博社報道，拜登在退選第一時間，哈里斯便改組了競選團隊大力吸納並重用原先奧巴馬競選團隊的核心成員等，並對原先拜登競選團隊的成員進行「邊緣化」。
最後，從核心決策智囊團隊構成來看，拜登的核心決策團隊以各領域專家為主，同時願意採納有實質幫助的不同意見，例如：2021年，拜登在美國經濟已經明顯復甦的情況下大規模發放消費補貼，當時在鮑威爾、耶倫等美國主流聲音都宣稱通膨可控的背景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多次在華爾街日報等媒體撰文指責這項政策或將造成美國通膨失控。當2022年美國通膨全面上升之後，拜登卻在白宮高規格接待薩繆爾森，虛心求教其經濟政策意見，這使得2022年之後，薩繆爾森成為影響白宮經濟政策的最重要經濟學家，美國核心cpi等數據也在其政策下得到了階段性的控制。
而哈里斯的風格則明顯不同，《紐約時報》報道，哈里斯的重要決策依靠的是身邊一個由二十多位顧問、朋友和親戚組成的多種族跨世代的人員網絡，其每天都要給他們打電話求助或徵求意見。
同時，哈里斯用人時更傾向於對其言聽計從，能夠提供“情緒價值”的“寵臣”，而非能夠提供解決問題真正幫助的有能力的人才，這在副總統候選人選擇過程中顯示得尤其明顯：其之所以選擇對其競選幫助有限的明尼蘇達州州長沃爾茲，而非能夠幫助其鎖定勝局的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夏皮羅，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是，哈里斯在與沃爾在茲的交流中，看中了其平易近人，與其交流有“化學反應”，而夏皮羅則由於其“鋒芒畢露”的性格和“鬥士形象”，使得哈里斯與其交流後，反應平平。
哈里斯的上述特點決定了，如果其當選，其政策很難依靠專家的力量從實際出發，也無法顧及各方利益，更大概率其會遵循自己內心的“感覺”和“政策初心”，如同近期推出的爭議極大的經濟政策綱領。而由於哈里斯在諸多經濟等專業議題上相對淺薄的學識以及「激進左派」的「政策底色」。我們預計，其若當選，將使得美國在處理各類內政外交上面臨的挑戰將遠大於拜登時期。
那麼，哈里斯的「激進左翼」路線將對美國和全球帶來哪些具體的影響呢？我們接下來將分別從美國經濟、政治與社會及外交與全球角度出發進行詳細分析。
（三）
「結果公平」下的哈里斯經濟政策將帶來哪些影響
「低物價、低稅收、高社會保障」是哈里斯經濟政策主張的目標。哈里斯在8月17日北卡羅來納州的演講中公佈第一份經濟計劃《美股家庭降低成本議程》，明確表示將專注於為中產階級創造機會，促進中產階級的經濟安全、穩定和尊嚴。整體來看，其經濟政策主張明確體現了”將立場牢固地確立在中產階級一方”的戰略定位。
哈里斯的經濟政策框架試圖透過政府乾預來糾正市場失靈,實現更公平的經濟結果。正如上一篇報告所闡述的邏輯，美國製造業“空洞化”，造成了美國工薪階層收入改善的乏力，中產階級的萎縮和貧富分化的加劇。由於中產階級萎縮是過去40年全球化美國社會的「利益受損者」。哈里斯在政治上明確地將自己定位為中產階級的擁護者，中產階級長期以來是民主黨的重要支持群體，透過聚焦中產階級問題,可以鞏固這一關鍵選民群體的支持。透過承諾改善中產階級生活,可能吸引一部分原本傾向共和黨的中間選民和搖擺選民。
而哈里斯這一具有明顯特徵的政治立場反映在她的一系列旨在增強和擴大中產階級的「結果公平」政策中,如減稅、提高最低工資、擴大醫療保險覆蓋面等，具體措施包括對教育投資的稅收抵免、針對首次購房者的補貼、以及對創新小企業的稅收優惠等，旨在實現”結果公平”。
具體來看，哈里斯的經濟政策主張的重點且篇幅較長的內容是關於居民住房。哈里斯認為住房短缺首先是供給面原因開發商缺乏建造剛需房的意願，導致供願短缺，並推高房價。她希望通稅收減免激勵開發剛需房的開發商，且嚴厲打擊企業房東和大業主，為美國人降低租金，並且禁止房屋租金按雙位數的幅度增長。哈里斯主張新建300萬套住房，結束美國住房供應短缺，在需求側為剛需買房人群提供多達25000美元的首付支持。
其次，哈里斯也承諾進一步降低醫療成本。具體包括增加聯邦政府醫療保險市場平台的保險補貼、對所有美國人的處方藥自付費用設定每年2000美元的上限、為數百萬美國人免除醫療債務等。
最後，哈里斯對”結果公平”的追求貫穿她的經濟政策之中。她意識到單純依賴市場機制可能無法充分解決不平等問題，因此在市場化政策的基礎上，加入了旨在促進結果公平的元素。例如，透過大規模的直接補貼、稅收減免和債務免除,這些政策有望迅速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例如,每月500美元的退稅抵免則可能直接增加消費支出。這些措施可能在短期內提振經濟活力,增加總需求,從而促進經濟成長。
哈里斯的政策承諾要切割社會不平等的藩籬，為中產階級開闢一條通往美好未來的道路。然而，這把政策的雙面刃並未因其美好的承諾而失去其危險性。哈里斯對結果公平的追求的同時，對經濟市場效率造成的損失終究會不斷顯現。
首先，哈里斯的”結果公平”政策可能會破壞優勝劣汰機制，可能會削弱市場的自然選擇過程，降低整體經濟效率。哈里斯經濟政策聚焦於降低生活必需品成本，打擊哄抬物價現象。哈里斯努力推動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禁止食品和日用品價格欺詐的聯邦法案等代表的諸多價格管控措施,如限制食品和日用品價格,可能會扭曲市場信號,影響供需平衡。
以哈里斯提出的食品價格控制政策為例，其可能帶來的連鎖反應包括如：低收入地區雜貨店關閉，加劇”食品沙漠”問題。食品生產商利潤下降，導致產品種類減少和品質下降。小型食品生產商和零售商倒閉，市場集中度提高等。這可能導致某些商品供應短缺, 對企業的嚴格管制可能會抑制創新和投資積極性,從而會影響經濟的動態效率。
其次，財政支出壓力陡然增加。若哈里斯當選，其重點實施這些”結果公平”政策，無疑需要巨額財政支出,這可能給已經龐大的美國國債帶來更大壓力。儘管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測2025財年的初級赤字率將從2024財年的3.9%下降至3.1%，但哈里斯的政策主張可能導致這一預測值被大幅提高。她最近提出的政策，包括為首次購房者提供”首付支持”和為兒童撫養提供稅收減免，都將推高政府支出。此外，哈里斯可能延續拜登政府的大學生貸款減免計劃，而這正是2024財年赤字率超預期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這種大規模的財政擴張可能引發通膨壓力, 其作用機理可總結為：政府可能會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政府支出增加會導致更多資金流入銀行系統，促使銀行儲備金顯著上升。信貸供給擴大，從而導致通膨壓力加劇。而貨幣政策方面，為了對抗財政擴張帶來的通膨壓力，社會利率水準可能會在高位停留較長時間（”high for longer”），來對抗這種通膨中樞的中長期抬升。
最後，哈里斯的”結果公平”政策可能對全球經濟產生深遠影響。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其政策變化往往會產生外溢效應。大規模的財政刺激可能導緻美元貶值,影響全球金融市場。如果導緻美國通膨的再次抬頭或債務危機,則可能對全球經濟穩定性造成威脅。
（四）
哈里斯的外交政策：「意識形態掛帥」下，失序的油價
對於哈里斯的外交政策，與普遍認為的其會繼承拜登的外交路線相比，《華盛頓郵報》指出：一方面，哈里斯並不擁有拜登那樣龐大的外交幕僚團隊，另一方面，五位現任和前任官員則認為，哈里斯並不信任拜登的外交幕僚，擔心如果她表達任何異議，總統的助手會洩漏她的評論細節。
同時，她的助手和盟友指出，哈里斯與前總統歐巴馬一樣，是一位具有社會正義傾向的律師，她敢於挑戰幕僚的觀點，並以檢察官的熱情捍衛「法律與秩序」。
也就是說，其外交政策將會延續歐巴馬而非拜登的外交路線。那麼，歐巴馬的外交政策有什麼特色呢？既以所謂人權、「政治正確」等西方左翼意識形態為出發點，而非基於實際利益與秩序的穩定，
本質上是在全球範圍內支持各類不穩定的力量，這將增加各類局部地緣衝突的風險並埋下長期隱患。
當前西方各國愈演愈烈的難民危機、不斷高企的能源價格和對紅海航運和美國國際威望帶來重大影響也門胡塞武裝，歸根溯源，也是奧巴馬政府這種「意識形態掛帥」的外交政策引發中東失序的長期惡果。 2011-2012年，歐巴馬政府不顧中東各國國情，亦無視美國實際國家利益，僅僅因為其在國內政治上屬於西方定義的“威權政府”，與西方左翼“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不符，便縱容甚至支持阿拉伯地區各類不穩定力量的“阿拉伯之春”，推翻在政治、經濟立場上也對美國較為親近，曾經是美國影響阿拉伯世界和原油價格的重要抓手，也是海灣地區穩定的重要力量的埃及穆巴拉克、也門薩利赫等政權。
上述地區穩定力量被破壞後，一方面，帶來了也門胡塞等激進力量的崛起，進而帶來了紅海、中東地區曠日持久的動盪，例如：也門胡塞對紅海等關鍵航路全球商船的持續襲擊，使得2024年初，埃及蘇伊士運河的運量年減35%，大量國際商船不得不繞道需要增加2週以上耗時的好望角，這使得原油等物資的每次航行運輸成本大約增加50萬至100萬美元；而也門胡塞對沙烏地阿拉伯油田的經常性攻擊，使得沙烏地阿拉伯需要不斷的短暫中斷原油生產，對原油產量的影響大約是570萬桶/天。這些均驅動了國際原油價格的持續高企，亦是美國在內的西方各國通膨走高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各種激進力量的崛起造成了中東的長時間的失序與戰爭，如：敘利亞內戰、也門內戰等，戰爭帶來了大量原本阿拉伯國家的富裕的中產階級快速淪為難民，並釀成人道危機。而歐巴馬和德國總理梅克爾為代表的西方政客給出的解決方式卻是，大量放縱並引入上述與本國文化差異巨大的穆斯林難民，並以為可以帶來低成本的勞動力，但文化上的難以融入和與主體民族間的衝突，卻帶來了西方國內治安、衝突的不斷惡化和社會共識的消弭，這又使得「反移民」「反秩序」的以川普、勒龐為代表的西方極右翼力量在近年來不斷崛起。
如果哈里斯當選，其在外交上的延續奧巴馬的「意識形態掛帥」的激進路線，將會使得本已風雨飄搖的中東更加動盪，同時，沙特王儲薩勒曼在西方左翼眼中相對糟糕的形象，或將使得沙烏地阿拉伯及海灣國家與美國的關係愈發疏離，疊加激進的環保政策對於美國頁岩油供給的限制，這將使得原油價格進一步走強。
而由於油價與電力價格是美國通膨最主要的組成，以及哈里斯激進「福利主義」政策——住房補貼對於房價的推升，最低工資大幅提高對於工資的推升，可以預期，若其當選，美國通膨中樞必然進一步抬升。
同時，哈里斯這種“意識形態掛帥”的“激進左翼”主張在美國國內，預計其將進一步推廣早已飽受詬病的“覺醒主義文化”，即以“身份政治”“多元化”為代表的所謂“政治正確”，這種身份政治以及哈里斯-沃爾茲在目前已經日趨影響民眾切身利益的非法移民、治安問題上的“左翼立場”，或將進一步加大美國族群間的仇恨與社會共識的進一步瓦解，並帶來美國社會動盪的加劇。
而上述這些因素疊加，將使得若哈里斯當選，黃金價格整體也將呈現穩定上漲的態勢。
（五）
哈里斯當選的中美關係：可控的風險與國內政策「轉向」的契機
不過要指出的是，與川普若當選，其不可控性帶來的二戰後國際秩序受到根本性衝擊與「驚濤駭浪」下黃金價格「上不封頂」相比，哈里斯當選下的全球地緣風險的強度「上限」是相對可控的，故金價上漲更多將呈現斜率相對平緩的特徵：
首先，哈里斯在俄烏等關鍵地緣問題上的態度，整體而言是維持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其將延續並強化民主黨一直以來的美國與北約、歐盟、日韓等傳統盟友的合作，在關鍵地緣問題上，以盡力履行美國的國際義務與條約義務為導向，這就使得美元霸權的基石— —二戰後，美國秩序體系的基石依然相對穩固。
其次，哈里斯在全球最為關鍵的中美關係上，或將延續拜登政府「競爭不對抗」或說「接觸+遏制」的策略，即：在高科技等方面強化限制的同時，保持與中方的貿易接觸（不過度加徵普適性關稅）和尊重，並在重要地緣問題方面明確立場。這項策略這本身將使得中美雙方因為誤判而帶來的超預期「黑天鵝」風險的機率盡可能的降低。
再一次，與拜登背後的工會勢力相比，哈里斯本人及其背後以裴洛西、歐巴馬的民主黨勢力，更受惠於全球化貿易體系帶來的「暴利」。特別是其副總統候選人沃爾茲，作為華盛頓資深的“知華派”，本人親和力較強，有著連續十年訪問中國的外教經歷，會說一口流利的中文，且主張中美強化文化、民間交流，這點與23年底領導去美國時的主張不謀而合。
雖然這些傾向或難以改變中美競爭的大勢，資本市場期待的減少已有關稅和高科技限制亦較難發生，但這些主張對於控制中美衝突的「烈度」與「上限」無疑是有所裨益的。
在日趨不穩定國際地緣環境下，中美作為東西方陣營的龍頭和全球地緣的“基石”，中美衝突的烈度可控，也意味著本輪全球地緣動盪大周期的對抗烈度，與歷史上相似階段相比，要更加緩和，這對中美兩國人民，甚至全人類而言亦是幸事。
而就國內政策而言，十九大之後政策的重心在安全與效率間的權衡，是政策階段性調整與變化的最重要考量，而外部整體地緣環境的變化又是這種政策重心階段性調整的最重要背景。我們在《若川普當選將帶來哪些影響》中提出：與12-18年總量政策上重視需求面刺激，產業政策上重視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的傳統以GDP為中心經濟政策框架相比，2018年後總量政策上對於需求面刺激始終保持定力超預期，產業政策全部重心在於新質生產力、「卡脖子」、「硬科技」等與國家安全與軍備能力密切相關的高端製造業。這種經濟政策框架的根本性變化與2018年川普政府所主導的中美貿易戰引發的全球地緣不安全顯著加劇是密切相關，故如果川普再次當選，由於其權力的更加不受制約性和無視國際秩序基本原則對全球地緣帶來的“驚濤駭浪”，國內政策的轉向方向將是進一步注重安全，而非市場所預期的刺激。 」
同理，若哈里斯當選，其帶來的中美風險的「烈度」相對可控的預期和關鍵地緣問題上明晰的態度，將使得安全的風險相對可控，中美的競爭更多的立足於和平競爭也就是經濟效率的框架下，在此基礎上，若明年國內經濟內生動能壓力進一步加大，類似2022年下半年側重於經濟效率，對資本市場相對有利的“政策階段性轉向契機”或也將漸行漸近。
（六）
關注國會選舉：「兩黨激進化」下的「最優結果」是什麼？
綜合以上分析及上篇文章《若川普當選，將帶來哪些影響？ 》，本次大選呈現出「激進左翼vs激進右翼」的態勢，使得大選結果無論如何誰最終當選，對美國乃至世界秩序都並非福音（具體見圖表14所述）。
而就市場一種普遍的觀點：從歷史統計來看，美國總統候選人競選時的承諾只是為了爭取選票的“畫餅”，其平均兌現程度只有30%不到，故無需過度關注美國總統大選。我們認為，這個邏輯對哈里斯或許是適用的：拜登-哈里斯政府的權力基礎來自於民主黨各路大佬的背書，故當身為美國總統的拜登，儘管自身極不情願，也不得不被迫退選。而哈里斯的候選人資格由於並非來自初選，其基層選民基礎甚至不如拜登。從這個角度來看，哈里斯無論其政策主張如何“不切實際”，至少其本人是可控和受到較強制約的，這也意味著其政策的“破壞性”也相對可控。
而若川普當選則完全不適用於上述邏輯，由於川普的權力基礎來自共和黨基層選民的“狂熱”，而不是各路的背書，反過來，無論共和黨內大佬背後的傳統勢力和資金有多強，川普都可以煽動選民讓其在初選中被淘汰，這就使得其權力本身相對美國歷史上所有總統候選人是完全不可控的，2016-2020年其第一個任期中各種美國國內和國際的亂象的根源即是如此。而由於過去8年，川普對共和黨高層進行了較為徹底的改組，相對第一任期，其黨內建制派的製衡基本上已消失殆盡，以及美國最高法院賦予了總統任內近乎不受法律制裁的權力，還有「共和黨2025計畫」中大幅改組美國公務員官僚隊伍等主張，一旦其當選，其政策的破壞性和「不可控性」將完全超越以往美國歷史經驗。
從這個角度來看，在美國兩黨候選人同時「激進化」下，如何減少對美國和世界秩序的影響，本次國會選舉的結果亦比以往更加重要，或許對美國和世界秩序來說，本次美國大選最好的一種結果是：哈里斯勝選（其本人相對川普更加可控），但民主黨至少輸掉參、眾議院中的一個，使得哈里斯的激進政策落地難度進一步加大。而相應地，本次大選最壞的結果則是川普勝選的同時，共和黨同時控制參、眾兩院，這種情況下，失去任何制約的川普所帶來的“破壞性”以及全球地緣的動盪程度或將「驚濤駭浪」。
就近期最新民調綜合分析來看，儘管本次大選中總統選舉的勝負自兩黨候選人組合同時「激進化」後變得愈發難以預料，但參、眾兩院選舉的勢頭卻愈發清晰：民主黨奪回對眾議院控制的機率一直穩步領先共和黨，且近期有勢頭繼續拉大的跡象；相應地，由於這次參議院選舉涉及的34個席位中，23個來自民主黨，這使得共和黨奪回參議院的機率較大，最新的民調顯示，共和黨或以51:49的微弱優勢成為多數黨。
或許當前民調顯示的，參、眾兩院分屬兩黨且均微弱優勢的狀態，使得總統候選人的激進政策在落地過程中受到立法權的有力牽制，並不得不向中間派進行一定的妥協，或本次大選打破兩黨愈發「激進化」格局唯一路徑。
（七）
“兩黨同時激進化的啟示”：迎接一個全球更加動盪的“新時代”
從更廣義的角度來看，本次美國大選呈現的「兩黨同時激進化，中間選民被拋棄」的特點，並非偶然：在9月1日，德國舉行的圖林根、薩克森州議會選舉中，極右派的「另類選擇黨」得票率大幅上升，歷史上首次分別成為上述兩個州的第一大、第二大黨，而極左翼的瓦根克內西特聯盟得票率亦大幅上升，而德國總理舒爾茨所在的德國社民黨以及目前政府中聯合執政的綠黨和自民黨的得票率均大幅減少；在6月30日，法國舉行的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中：極右翼的國民聯盟獲得和極左派的「新人民陣線」得票率均大幅上升分別列第一和第二，而法國總統馬克宏所在的複興黨及中間派聯盟得票率則大幅下降，僅列第三。
愈來愈多的激進力量崛起和建制力量沒落的背後是社會矛盾的日益不可調和和失序，而造成這一切的恰恰是西方建制派精英自己過去四十年的一系列“短視”和“貪婪” ：
我們在上一篇《假若川普當選，會帶來哪些影響》文章中指出西方各國過去四十年，不負責任的“全球化”，追求短期企業利潤，卻帶來了本土製造業能力的長期瓦解與國內中產階級萎縮與社會撕裂的長期加劇是政治極化背後的經濟原因。
除此之外，西方各國資本在老化下，因片面追求廉價勞動力與奧巴馬、默克爾等西方政治精英為了短期的選舉勝利和所謂“選戰鐵盤”，而不負責任的引入大量與本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的穆斯林等非法移民；並試圖強行推動扭曲的“覺醒文化”與“身份政治”，來壓制普通民眾對於這些短視措施的不滿，並轉移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勞資矛盾”，卻引發了對一個國家而言真正危險的長期災難：種族矛盾的加劇和社會共識的對立。
與美國建國之初直到上世紀，雙方候選人的辯論主要透過報紙，詳細闡述嚴肅、縝密的自身的政策觀點和從政履歷相比，互聯網、社交媒體、短視頻為了追求短期流量效應的收益，忽視基本的政策觀點的“事實審核”，愈發迎合“娛樂化”，“博出位”，甚至“陰謀論”等言論和政客大v，並通過“算法推薦”“定向推送”特定的類似觀點，使原本只是觀點傾向略有不同的群眾，形成一個個難以互通並不斷自我強化的“信息繭房”，成為培育政治極化與對立的“溫床”。
這使得能夠贏得選舉的往往並非是最善於治理國家的政治專家，而是更能夠譁眾取寵、煽動情緒的“脫口秀型演員”，無論對於美國兩黨都是如此，如：2004年選舉，越戰老兵民主黨候選人克里輸給更年輕的小布什，2008年的越戰英雄麥凱恩、2012年從政經驗豐富的羅姆尼輸給奧巴馬都是這種「逆淘汰」的體現，這反過來也使得美國兩黨為了贏得選舉，在新一代政治梯隊中，愈發傾向推舉所謂的「觀點激進」「有所謂人格魅力」的候選人。
經濟學家凱因斯說過“從長期看，我們都已死去”，這句話曾被金融圈奉為“金科玉律”。過去四十年，西方建制派菁英所推動的「經濟全球化」、「移民化」、「認同政治」、「流量化」無不是在這極端追求短期利潤最大化，而忽略長期風險累積的「短視」理念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政策上的體現。其本質是對構成二戰後全球長期和平的一系列經濟、政治、社會、國際秩序穩定“基石”的一種“揮霍”，是一種“崽賣爺田不心疼”的極致“貪婪”。
但長期的風險終會「聚沙成塔」般的不斷積聚，建制派精英的貪婪、短視，終將被其締造的激進民粹所「反噬」。然而，由底層民眾憤怒情緒所驅動的民粹，本質上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這種“破壞性”力量的釋放，帶來的恐怕並非是其支持者所期待的“烏托邦”，而是二戰後全球秩序「基石」的進一步崩塌，正所謂「人心思亂」。
所謂“天下大勢，’和’久必分”，西方諺語亦有言“艱難的時代造就堅強的人，堅強的人創造繁榮的時代，繁榮的時代滋生脆弱的人，脆弱的人帶來艱難的時代”，也就是說，在經歷了二戰後近八十年的全球和平和過去四十年的全球化高增長“紅利期”後，一個全球地緣更加動蕩的“新時代”或正拉開序幕。
“夏蟲不可語冰”，對於投資者而言，建立更加重視“安全”的“新時代”的經濟、政策與投資思考範式，切忌機械套用片面注重“短期效率”的高增長時代“凱恩斯框架”，而低估“新時代”的風險，並由此帶來一系列的投資誤判，或是當務之急。
風險提示：美國經濟超預期下行，全球流動性超預期收緊，國內產業政策落地不及預期，美國大選前的「黑天鵝」事件影響，全球地緣動盪預期超預期升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