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VC Popcorn
摘要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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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學術Survey，旨在探討數位貨幣以及其主體在經濟活動中的運作邏輯、價值及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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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權力的轉移：對數位貨幣的投資或投機，實際上反映了人們對經濟權力的追求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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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技術對經濟權力的影響：表面上看，貨幣技術的更迭主導了貨幣權力的轉移，但在區塊鏈出現之前，這個過程更多是由政治權力和軍事力量推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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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貨幣的核心問題：P2P 轉帳技術憑藉去中心化特性重塑了現有的經濟權力結構，但並未解決傳統金融的三難問題，其本質仍然是轉帳技術，而非真正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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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某些「投資機構」鼓吹比特幣是未來的貨幣，顯示出對經濟學常識的缺乏，因為比特幣並不適合作為日常交易的單位。
01.引言
本文是一篇學術性探討文章，我們做了大量學術研究和Reference；不涉及任何投資建議或相關內容。文章主要分析了以比特幣代表的數位貨幣的技術特點，深入探討其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影響力及其價值。並進一步剖析了Web3 世界的底層運作邏輯，為其提供了理論支持。
02.貨幣演進與經濟權力的轉移
2.1 貨幣的演進與信任的承載
貨幣作為交易的媒介、價值的儲存和運算單位，承載了社會內外各方之間的信任和承諾。然而經濟活動對於貨幣作用的需求是恆久不變的，貨幣的形態卻是隨著科技和社會的發展而迭代的，從最早的貝殼、金屬，到如今的紙幣，形式各異，但都為滿足人類需求而不斷演進。貨幣不僅是經濟活動的媒介，更是一種可靠的技術，促使經濟體之間的承諾得以實現。隨著社會經濟活動的複雜化，貨幣技術也不斷發展。
2.2 經濟權力的轉移
經濟權力是什麼？用經濟學家理查德·庫柏（Richard Cooper）的話來說，經濟權力就是將經濟手段應用於懲罰或獎勵另一方的能力（Eichengreen，2022）。這種能力通常是其經濟規模的結果，它也是經濟成長的基礎。經濟實力與國家的購買力有關。購買力由國家貨幣的強勢決定。例如美元目前被認為是最強大的貨幣，以至於其他國家將其用作中央銀行的緊急備用貨幣。在1920 年、2008 年，我們都曾見識到美元價值崩潰所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
數位貨幣是貨幣技術的最新階段， 以比特幣為首的數位貨幣，似乎提供了一種讓普通投資者掌握經濟權力的機會，這種觀點認為比特幣是另一種形式的中央銀行。他們認為數位貨幣技術不僅是為了解決經濟效率問題，更重要的是衝擊和重新塑造了現有的經濟領域的權力關係。
這也是為什麼各行各業，各國政府早期對數位貨幣視為洪水猛獸，到如今不得不被迫接受，並且需要主動擁抱，因為數位貨幣的頂層設計直接關乎各方在經濟競爭中的影響力走勢。因此，我們想深入探討數位貨幣發展與經濟權力的動態關係。
03. 貨幣技術對經濟權力的影響
3.1 貨幣技術與交易效率
過往歷史告訴我們，貨幣的出現，大幅度提高了交易的效率，貨幣技術的進步則主要是為交易效率而服務的（Jenkins，2014），在「信任（trust）」的前提下，交易雙方通常會選擇效率最高的貨幣作為交易媒介，因此貨幣技術的創新和應用深遠的影響著經濟結構、進而改變經濟權力的分佈。換句話說經濟活動的主導者通常就是最先進貨幣技術的掌握者。
如我們所知，貨幣的最早的出現是為了解決古代交易中的「雙重巧合」的需求，這是在無貨幣經濟中透過物物交換（即以物易物）進行交易時所面臨的主要難題。交易雙方需要恰好擁有對方所需的商品才可能成交（O’Sullivan& Sheffrin，2003）。
這種交易方式效率低且限制了交易的規模和範圍。貴金屬貨幣的引入極大地簡化了這個過程（Crawford，1985），使經濟活動更加流暢和廣泛。這一時期的貨幣技術相對原始，貨幣價值依賴貴金屬本身的價值。但是貴金屬的攜帶和交易都較為不便，其次金銀等貴金屬的稀缺性和生產成本遠高於一般貿易商品。
所以世界經濟需要一種便攜的，且生產不高的新興貨幣，紙幣的發明和銀行票據的使用是貨幣技術的重大進步，首次出現在中國宋朝（Moshenskyi，2008)，後來傳到了歐洲，大幅度提高了貨幣流通的效率。
鑑於紙幣體系，英國在17 世紀發展了一套複雜的銀行系統和信用貨幣體系（Richards，2024），促進了應該工業革命並擴大了其經濟和軍事的全球影響力。
20 世紀末至21 世紀初，電子貨幣和電子支付系統（如信用卡、電子轉帳）的出現進一步革新了貨幣技術（Stearns，2011)，這提高了金融市場的效率，增強了國家的經濟控制力。例如，美國的金融體系和美元的全球主導地位，部分得益於其在全球支付系統中的中心地位，如SWIFT 系統（Gladstone， 2012）。
3.2 權力推動貨幣革新
毫無疑問，每一次新的貨幣技術的出現都是對先前貨幣效率低下的改進。但這並沒有解釋，人們為什麼願意接受這一種本身並無生產價值的「貨幣」作為交易媒介，也就是前面所說的「信任（trust）的前提下」，誰來提供或保證信任呢？
事實上貨幣形式的變化並非只是經濟活動中的技術迭代，更多時候，是商業活動中掌握權力的一方，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種選擇，只是這種選擇恰好暗合了科技的發展。通常科技能力較強的一方，在商業活動中也掌握較多權力。換句話說，控制權力的一方提供了安全性，或代表了安全性，不論是透過先進的武器技術還是先進的貨幣技術。
比方說，在經濟體之間。
印度從新石器時代一直使用貝殼作為基礎貨幣直到18-19 世紀英國開始殖民印度，東印度公司為了更好地控製印度經濟和方便稅收徵集，於1812 年推出了紙幣（Tanabe, 2020）。這些紙幣最初是可選的，不強制民眾使用；到了1861 年，《紙幣法案》（Paper Currency Act）得到通過（Lopez，2021），將“公司盧比”（Company Rupees）制定為印度的法定貨幣。這意味著所有公共和私人債務都必須使用公司盧比結算，成為唯一的法定支付手段。
這次貨幣技術的迭代升級，並沒有因為符合歷史的客觀發展規律而得到印度民眾的夾道歡迎，相反卻增加了當地人民的不滿，紙幣加強了英國政府對印度民間的經濟剝削，更便捷的橫徵暴斂；這些不滿最終匯聚成更廣泛的抗議和反抗活動（Tanabe, 2020）。
最終印度人民被迫接受了先進的紙幣，這是基於對先進軍事技術的妥協，而不是對貨幣技術的先進性的認可。這和現在的世界經濟狀況如出一轍，美元的科技屬性和軍事屬性是缺一不可的，兩者的結合才保證了其金融屬性，從而實現了貿易的安全和便捷。
（三）科技推動金錢權力轉移的成功與失敗
其次，在一個經濟體內部，掌握科技的一方，往往會向原本的權力主導方發起挑戰，成功的案例，例如信用卡，這就是科技和商業模式的創新將貨幣供應的權力從政府分散到私人金融機構手中。
最初的信用卡系統在1950 年代由Diners Club 推出，隨後Visa 和Mastercard 等品牌相繼推出自己的信用卡產品（Stearns，2011)。這些卡片允許消費者在沒有即時支付現金的情況下進行購買，消費者承諾在未來某個時間點償還債務。
從技術層面來看，信用卡並未直接改變貨幣供給量（即中央銀行控制的M1、M2 等貨幣供給指標），因為信用卡事實上創造的是一種「信用貨幣」或借貸形式，而非實際的貨幣供應（Stearns，2011)。然而，信用卡確實在實際經濟活動中發揮了類似貨幣的功能，透過信貸創造影響了經濟中的貨幣流通。這反映了現代金融體系中權力和功能的分散（Simkovic, 2009）。
失敗的案例，例如，早在比特幣出現之前， 例如1983 年，David Chaum，一位密碼學家和數位隱私先驅，提出了「盲簽」技術（Chaum, 1983)。盲簽名是一種數位簽名形式，其中訊息的內容在被簽名之前對簽名者是隱藏的（Chaum, 1983)。這意味著簽名者可以在不知道訊息內容的情況下簽名，但簽名後可以驗證訊息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David Chaum 發明的盲簽名系統最初就是想服務大型金融機構或政府機構的，這種方式有助於增加資料處理的透明度而不犧牲隱私。然而，類似這樣的早期的分散式記帳技術的設計都基於一個共同的假設，即存在一個權力機構，例如傳統零售銀行或中央銀行這樣的中央中介機構。所以這些提案都因為繞不開中心化權力機構而流產（Tschorsch,& Scheuermann，2016）。
綜上，貨幣技術可以影響經濟結構，從而影響經濟權力，但是貨幣技術的推廣和普及也極其依賴既有經濟體系中的掌權一方的支持，區塊鏈技術之前的貨幣技術都需要依賴強大的政府威權性才可以得以拓展。
04.區塊鏈技術對經濟秩序的挑戰與無奈
4.1 比特幣：對中心化經濟的反抗
2008 年出現的比特幣則對中心化經濟現象和秩序做出了一個徹底反抗，它的誕生源於對傳統金融體系的不滿，即由中央政府控制的金融體系的不滿，是對全球金融危機的社會反應(Nakamoto,2008)。它的核心提議是建立一個去中心化的經濟體系，摒棄了中央銀行等中介機構（Joshua ，2011）。這不僅是對金融危機的回應，也是對克服數位貨幣發展障礙的技術承諾(Marple ,2021)。
伴隨比特幣而創造出來的區塊鏈技術在誕生初期，也遭受到了大量來自技術圈的質疑，在經受住了無數次的黑客攻擊後，其安全性才真正得到了技術圈的認可(Reiff, 2023)。
駭客發現，區塊鏈技術真的可以無需通過任何中介，任何許可，就可以完成大洋彼岸的點對點交易，且在這過程中，其交易結果無法被篡改(Reiff,2023)。這也是第一次一種貨幣技術本身就提供了足夠的信任（trust），而不是依賴於中心化權力，或者說這個技術第一次實現了無需信任的（trustless），無需許可的（permissionless）的P2P 交易。於是區塊鏈技術建構了一個全新的貨幣物種，數位貨幣(Nakamoto,2008)。
4.2 山寨幣的興起與技術創新的競爭
基於區塊鏈技術，從2011 年起，大量山寨幣迅速湧現，保持了去中心化的技術特性，但在區塊鏈技術的應用上存在差異，這些山寨幣以不同的方式實現社會和經濟目標(Halaburda & Gandal, 2016)。
在山寨幣生態系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技術創新與交易效率迭代的關係，不論是透過共識協議（如POW，POS 和POS）的迭代，還是透過Layer2 去增加主網的彈性，都是為了增加交易效率(Halaburda & Gandal, 2016)。同時我們發現，數位貨幣對傳統金融世界進行去中心化，去權力化，然而在他們內部，大家卻玩著權力的遊戲，各種山寨幣不斷地迭代或者吹噓迭代自己的數位貨幣技術，從而對權力的寶座不斷發動衝擊。
於是乎，ICO（首次代幣發行）應運而生，2013 年，Mastercoin 是世界上第一個ICO，但是2014 年的以太坊Eth 的ICO 更廣為人知(HackerNoon.com,2019)。準備ICO 的公司通常會發布一個發展路線圖，表示需要籌集資金去發展最先進的數位貨幣技術，或發展壯大其加密生態等等。 ICO 允許公司或組織提供加密代幣而不是股票來籌集資金，這些代幣通常不提供公司所有權，而是允許購買者從公司的成功中獲利，並使用這些代幣購買產品或服務(Hargreaves, 2013)。相當多的時候，這些ICO 由發行公司更為中心化地管理，換句話說，權柄掌握在發行公司手中，而不是完全去中心化的。
此外，ICO 的設計是針對公司價值的，就是購買者期待這家公司可以持續創造價值，持續迭代技術、擴展生態(Hargreaves, 2013)。而不像比特幣本身，大家對比特幣價值的期待則完全來自於共識，用戶並不期待比特幣作為一個有機體再去自我演化出新的額外價值。
ICO 是超越了比特幣定義的數位貨幣本身的，他變成了一種證券的替代品(Hargreaves, 2013)。所以2021 年，當Sam Bankman-Fried 像美國SEC 提出數位貨幣要採用一種完全不同於證券的方式去進行管理和合規，就立刻遭到了拒絕（SEC document，2022），因為當時沒有人說得清楚，兩者在這個角度有什麼不同。
事實上數位貨幣和證券是一種對立統一的、辯證的關係。證券更多是購買者對於發行公司的未來的利潤的預期，而數位貨幣更多的是持幣者對於發行方在數位貨幣領域權力和地位趨勢的預期，不同於傳統金融領域的基本面分析， ICO 投資者更看重的是這家公司的可以不斷提升自身的技術先進性和技術影響力，後來演變成生態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在數位貨幣的現階段通常是無法量化的，也沒有明確的標準。大多數投資者都必須得被迫邏輯自洽，自我論證，理想狀態下，假設全世界的經濟活動都應該使用一種最先進的貨幣進行交易，因為效率最高，成本最低，那麼這項貨幣的發行方的利潤成長趨勢也是可想而知的。
4.3 穩定幣與經濟權力的角逐
於是我們看到了穩定幣的誕生，2014 年USDT 出現（Cuthbertson，2018 年），其與美元保持穩定的價格關係，從而減少數位貨幣市場的價格波動。透過這種方法，USDT 等穩定幣試圖讓數位貨幣的交易都必須透過它來進行，從而站到了數位貨幣的C 位。由於穩定幣所帶來的穩定性，去中心化金融和中心化數位貨幣交易都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在這裡，效率效益和經濟權力之間的關係清晰可見。
很多人會認為，穩定幣，例如USDT，讓數位貨幣影響力還是錨定在了傳統貨幣上，是一種技術倒退，所以出現了演算法穩定幣，這裡暫不展開。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是各國央行透過穩定幣看到了一個新的權力擴張的機會，即可以透過穩定幣坐上加密世界的鐵王座。
全球各地的中央銀行正在進行主權數位貨幣的試點，更為人所知的是中央銀行數位貨幣（CBDC）。國際清算銀行最近的調查表明，超過70% 的中央銀行正在積極進行關於自己CBDC 的研究，中國的加密人民幣是最為人所知的CBDC 計劃之一（Barontini& Holden，2019）。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國家已經依賴數位貨幣來規避國際制裁，同時也在進行中央銀行數位貨幣項目，以更有效地實現這一目標（Barontini& Holden，2019）。通常情況下，強勢國家政府透過法定貨幣行使非暴力力量，特別是在國際關係中。透過控制貨幣，政府能夠影響其他國家和個體的經濟活動（Barontini& Holden，2019）。尤其是在國際制裁中，例如如果國A 想對國B 進行經濟制裁，可以透過切斷國B 與SWIFT 系統的聯繫即可實現，國B 的金融機構則不能訪問國際金融市場。
然而數位貨幣挑戰了這固有規則，如果國B 開發了自己的中央銀行數位貨幣（CBDC），並建立了與其他國家的直接加密交易通道，那麼國B 就可以繞過SWIFT 系統的限制，減少制裁的影響。這表明了CBDC 有助於減少某些國家在國際金融流動中的控制力，從而破壞傳統經濟制裁的規則。這也再次印證了數位貨幣極大的削弱了既有經濟體系內的權力結構。
總的來說，無論是在完全去中心化的數位貨幣、企業ICO 或政府生產的穩定幣中，我們都看到貨幣技術進步與經濟權力追逐之間的重要連結。
05.數位貨幣運作規則的思考
我想所有接觸數位貨幣的人都會思考這個問題，數位貨幣到底有什麼用，以及怎麼用。或者數位貨幣運作的規則是什麼，透過掌握這些規則，我是否可以大發橫財？
今天我依然無法幫助大家大發橫財，但是可以探討一下數位貨幣運作的底層邏輯，有三個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這三個問題也是傳統金融機構最關心的問題，1. 數位貨幣的價值是什麼；2.數位貨幣的價格的是受什麼機制控制和影響的？ 3. 數位貨幣帳本技術對傳統金融行為的影響是什麼？
5.1 數位貨幣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我認為通常為四種，
第一種是交易價值本身(Nakamoto,2008)，作為一個交易工具，因此其快速，去中心化的特質可以使得一些傳統金融無法實現的交易透過數位貨幣而實現。
第二種價值就是投機價值（Gronwald, 2019），例如比特幣，因為他的限量屬性，使得它更像一種商品而不是一種貨幣。
第三種是有錨定物的（Dell’Erba，2019），例如穩定幣，他們與一個實際資產的價值進行綁定。
第四種是基於功能的（Golem. 2020），例如隱私幣，用戶透過使用隱私幣實現區塊鏈上的交易資訊保密；再例如各種幣可以用來使用某種區塊鏈網路的服務，例如用ionet 幣購買GPU 服務等。
第一種價值是主權國家正在努力控制和積極打擊的對象。
第二種價值則誕生了龐大的炒作和投機市場，為金融監理機構所不容，相關警訊層出不窮。
第三種價值在銀行業找到了自然歸屬，並因此落入了銀行監理機構的範圍。
第四種價值則在企業籌資方面蔓延，受到證券法的監管。
5.2 數位貨幣的價格的是受什麼機制控制和影響的？
數位貨幣的價格與其供應管理機制息息相關，這與傳統法幣並無二致。
對於主權法定貨幣而言，透過控制供應機制來控制價格，主權政府透過發行或銷毀貨幣，從而影響貨幣在經濟活動中的信心和流動性（Fenu, Marchesi, Marchesi &Tonelli，2018）。這裡就要說到一個傳統貨幣政策通常會遇到的三難問題，也稱為經濟學中不可能的三角，是指一個國家在製定貨幣政策時面臨的三個主要目標（Lawrence & Frieden，2001 ) ：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以及獨立的貨幣政策。這三個目標通常很難同時實現，國家必須在它們之間三選二。
如果一個國家選擇固定匯率並允許資本自由流動，它將很難維持獨立的貨幣政策。這是因為固定匯率要求國家的貨幣政策與主要貿易夥伴或貨幣錨保持一致，以維持匯率目標。同時，資本的自由流動會使得市場力量（如投機）能夠對固定匯率施加壓力，這可能迫使國家調整其貨幣政策以維護匯率的穩定性（Lawrence & Frieden，2001)。
如果一個國家選擇獨立的貨幣政策並允許資本自由流動，則很難維持匯率穩定。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會調整利率或貨幣供應以達到國內目標，如對抗通膨或刺激經濟，可能導致資本流入或流出，從而影響匯率（Lawrence & Frieden，2001)。
如果一個國家選擇獨立的貨幣政策並維持匯率穩定，它可能需要限制資本的自由流動。這是因為資本流動的自由可能會對匯率產生壓力，進而與國家的獨立貨幣政策發生衝突（Lawrence & Frieden，2001)。
這裡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國選擇了相對獨立的貨幣政策和穩定的匯率。歐元區國家則選擇了匯率的穩定性和資本的自由流動（Lawrence & Frieden，2001)。
一些數位貨幣也展現了這種中央發行的供應邏輯（Jani，2018），例如瑞波幣（XRP）。大量的瑞波幣透過預先挖掘模式在公開發行之前就已經被創建出來，瑞波幣的管理公司會根據需要增加或減少市場上流通的瑞波幣數量，以保持跨境轉賬的成本和效率，從而實現對價格的控制（Jani，2018）。儘管這種供應控制策略可以幫助穩定價格，但它也引入了中央化的風險，類似於傳統法定貨幣的發行和調整邏輯，瑞波幣必然也要面臨經濟學中的不可能三角，尤其是個體公司的抗風險能力遠低於主權國家，一旦遇到債務危機，可能發生超通膨。
另外一種方式則是演算法供應(Yermack, 2015)，與中央發行不同，演算法供應依賴預設的規則，自動控制數位貨幣的產生和發行。這些規則被編入區塊鏈的程式碼中，無需人為幹預(Yermack, 2015)。比特幣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它的供應量上限固定為2,100 萬個，且預計在2140 年左右達到這一上限(Nakamoto,2008)。這種預設的供應速率使比特幣的供應可預測，但同時也使其對市場投機行為更為敏感，導致價格波動較大。儘管價格波動性高，演算法供應的特性（如供應的可預測性）使得這類貨幣在交易中非常有用。交易者可以根據這些貨幣的已知供應模式預測其相對於其他貨幣的表現，從而進行策略性的買賣。
綜上，在數位貨幣領域，中央發行機制允許更靈活地管理價格和供應，但可能引起可信度問題，因為市場參與者可能擔心中央權力濫用，例如超通膨的發生。相反，演算法供應（如比特幣的固定上限）提供了高度的可預測性和透明度，增加了貨幣的可信度，但犧牲了對市場變化的快速反應。
5.3 數位貨幣帳本技術對傳統金融行為的影響是什麼？
區塊鏈分散式帳本技術的設計是對傳統帳本技術的一個極大的創新(Nakamoto,2008)，數位貨幣帳本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對其在經濟關係中的作用和監管機構的接受程度也有顯著的影響。
在公共帳本中，記帳的責任被分散在大量的終端用戶之間，形成了一種去中心化的治理結構；任何人都可以查看和驗證帳本中的交易，因此公共帳本通常被視為更加透明和去中心化的(Nakamoto,2008)。相較之下，私人帳本具有更集中的責任結構，通常由一個組織承載。這意味著帳目管理的成本集中在一個組織或一組行為者身上，而不是分散在整個網路中。
由於公共帳本缺乏中心化的監管對象，監管機構需要監督更多的參與者，因此可能會採取更粗暴的禁令和警告措施來管理數位貨幣市場（O’Dwyer & Malone. 2014）。而私人帳本由特定組織管理，監管機構可以更容易地進行具體的治理反應，因為他們可以直接與這些組織交流和合作。例如，傳統銀行的帳本通常是中心化的，這意味著所有資料和交易記錄儲存在銀行的內部伺服器上。政府相關部門只需要對銀行進行約束和管理。
比特幣選擇了公共帳本，這是因為它是一種去中心化的數位貨幣，強調了金融和貨幣的去中心化(Nakamoto,2008)。這繞過了傳統銀行模式中，跨境匯款和大額交易通常涉及複雜的中介機構和高昂的手續費，也繞過了政府的有效監管。這導致了監管機構採取更加嚴格的措施來管理其市場。這顯示數位貨幣的發展和採用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選擇，還涉及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多個層面的權力博弈和決策。
06.結語
數位貨幣是貨幣發展歷史中的最新階段，數位貨幣Crypto Currency, Crypto 加密技術代表其科技屬性，Currency 則代表其貨幣屬性。
它的科技屬性，在作為一個支付工具上得到了完美體現，他解決了許多傳統銀行業無法解決的問題，他可以透過其全球性的分散式帳本系統，實現快速、直接的跨境轉賬，大大減少了交易成本和時間，無需中介和批准。然而大多數貨幣技術必須得到中心化的經濟權力方的支持才可以得以發展，區塊鏈技術第一次實現了不需要既得利益者的許可就可以蓬勃發展，直接向傳統經濟利益秩序發起進攻。在數位貨幣內部，無數的山寨幣也在朝著數位貨幣內部的固有經濟結構（比特幣、以太坊）發起進攻，試圖爭奪王位，方式就是透過不斷的技術迭代。所以層出不窮的ICO 幣，雖然短期內不產生現金流，但投資者似乎看到了他們未來對交易效率的巨大價值。
但是如果把數位貨幣視為一個貨幣本身，則其所面臨的經濟政治問題與傳統法幣並無太大區別，傳統經濟活動中遇到的問題，例如不可能三角，在數位貨幣領域也沒有解決。也基於此，我們也發現了在這個標榜去中心化的加密世界中，卻又及其強調和崇拜正統性，這種正統性是中心化的，向心化的，甚至是迷信的，與其科技屬性背道而馳，這種現象和傳統世界對權力的執著和崇拜，而罔顧科學法則也是如出一轍的。
所以才有一些crypto 機構投資人會荒誕卻又自鳴得意的鼓吹比特幣相當於央行，其他數位貨幣的運作模式堪比國家，彰顯了對經濟學知識的無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