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文化縱橫
導讀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宣誓就任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為中美圍繞科技的競爭再次蒙上疑雲。特朗普是否會延續拜登時期的科技遏制政策？還是將為中美科技競爭帶來一絲轉機？在科技競爭已經成為全球政治關鍵議題的當下，特朗普2.0時代的對華科技政策將深刻影響未來的世界格局。
本文是對特朗普2.0時代科技政策的預判與前瞻。本文提出了三個關鍵性預測：第一，特朗普第二任期有可能延續併升級對華科技戰；第二，中美在科技限制問題上存在談判空間；第三，如果中美無法就科技問題達成妥協，特朗普可能採取更嚴厲的限制措施。一方面，特朗普身邊確實有眾多國家安全鷹派與科技鷹派，希望延續對中國的科技制裁；但另一方面，相比於拜登政府屢屢強調對華科技限制「不可談判」，特朗普執政時期反而有更大的談判可能性。
本文指出，由於特朗普的性格與對第二任期的抱負，中美科技戰將不會是他最優先的目標，反而可能阻礙他的國際國內議程。與此同時，特朗普第二任期對華科技競爭的指導策略或許不會像拜登政府一樣過度聚焦如何限制中國，而是更注重如何讓美國科技企業“強者恆強”。為此，特朗普將可能著力對美國的科技行業“去監管”，適當放鬆一些較不先進的AI芯片和半導體製造設備的出口管制，以保證相關企業能繼續從中國市場賺錢並投入研發。同時，特朗普會積極地使用關稅工具迫使高科技製造業回流，甚至可能推出所謂“組件關稅”，即依據產品內部組件而非組裝地徵稅。
但是，中美在科技戰問題上“可以談”，但不等於“能談成”。如果中美科技戰進一步升級，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和單邊主義傾向，將使他更容易激進地使用外國直接產品規則和最低含量規則等域外管轄工具逼盟友配合，而不是像拜登那樣主要還是通過外交途徑施壓。短期看，這會讓中國半導體行業的日子更難，無法維持和擴展先進芯片產能。但長期看，這可能也會迫使ASML等美國盟友公司更積極地在設備中排除美國技術。此外，特朗普還將可能進一步將外國投資審查機制武器化。
在中美科技戰中，中國雖然處於守勢，但絕非無牌可打。不過，中國未來能否有底氣和美國打這場科技戰，國內半導體國產替代的進度仍舊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面對新科技可能出現的摩爾定律和規模法則見頂等問題，我們也需要未雨綢繆。
特朗普2.0時代的中美科技戰
美國對中國的科技打壓已成為兩國關係中的核心問題之一。在中方看來，這涉及自身的“正當發展權利”，美國政府則主張這是一個不可談判的國家安全問題。拜登政府任內顯著升級了對中國的科技戰，出台了以大規模半導體出口管制為代表的一系列限制措施。 1月20日，特朗普正式開啟他的第二任期，在對華科技戰方面會採取什麼樣的策略，是會延續拜登的政策，出台更嚴厲的措施，還是有所調整甚至放鬆相關的製裁？
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延續甚至升級對華科技戰
目前，主流的觀點是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不太可能放鬆對中國的高科技限制。特朗普提名的國務卿盧比奧、國家安全顧問沃爾茲等傳統國家安全鷹派，甚至會採取更強硬的政策。最近，拜登政府的“印太沙皇”、常務副國務卿坎貝爾透露，在他和特朗普過渡團隊的工作交接中，感覺特朗普政府會延續拜登的對華科技政策。他特別提到，候任國務卿盧比奧的立場在這方面和拜登團隊高度對齊。即將離職的商務部負責出口執法的助理部長阿克塞爾羅德也認為，特朗普會繼續實施針對中國的高科技的出口管制。
國防承包商帕蘭提爾（Palantir）的創始人彼得·蒂爾等科技鷹派也在鼓動延續對中國的科技戰。 Scale AI前高管、剛被特朗普提名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的邁克爾·克拉齊奧斯、國防科技企業投資人安德森·霍洛維茨等，對下屆政府有很強的影響力。這些美國企業家及其掌控的公司盯上了國防預算的大蛋糕，希望向政府和軍方銷售技術和服務，從雷神等老牌軍火商碗里分一杯羹。為此，他們不斷煽動中美科技對抗的氛圍，試圖推動國防預算更多向“國防科技”傾斜。為了拿到更多政府支持，OpenAI和Anthropic搬出了老套的“技術意識形態化”套路，強調：美國的人工智能是民主的、東方大國的人工智能是專制的，民主和專制水火不容，美國要確保代表民主的美國人工智能公司贏得競爭。
中美就科技限制問題存在談判空間
決定美國對華科技戰政策走向的關鍵人無疑是特朗普本人。即將迎來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在政策、人事、自主權方面都比第一任期有更強的掌控力和更大靈活性，圍繞在他身邊的顧問也完全換了一批人，基本上是對他非常忠誠的親信。
在和中方的對話中，拜登政府強調對華科技限制問題是“不可談判”的，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則未必。特朗普第一任期時的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在其回憶錄《事發之室》（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中指出，特朗普實際上一直想把華為問題作為和中國的貿易談判籌碼，並在和中國領導人通話時明確表示華為可以成為中美貿易協議的一部分。 2018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期間，他在和中國領導人的會晤中甚至當面承諾會“立刻允許”高通等美國企業繼續向華為供貨。博爾頓回憶道，如果不是自己和政府內其他的對華強硬派極力勸阻，中美或許已經復制中興的案例，就華為問題達成協議。最近，特朗普提名的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也稱，特朗普實際上“想要與中國達成交易”，關稅是他實現目標的談判工具。
特朗普的性格特點和對第二任期的抱負，決定了和中國的科技戰不會是他最關心的事。特朗普本質上是非常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這在很多方面都有體現。長期跟踪報導他的《紐約時報》記者喬納森·卡爾的新書《贏麻了》（Tired of Winning）曾提到特朗普的幾件舊事。 2001年“9·11”當天，當恐怖分子劫持的客機撞毀世貿雙子塔，特朗普在電視裡看到這個消息後的第一反應竟然是：“這下Trump Tower終於是紐約第一高樓了。”2021年1月6日國會山騷亂，特朗普對騷亂造成的人員死傷漠不關心，還在反复鼓動推翻選舉結果。第一任期內，他的很多政策都是圍繞如何確保自己連任展開的。第二任期，他沒有連任壓力，重點會轉向如何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如何能作為與華盛頓和林肯等齊名的最偉大美國總統之一載入史冊，贏得身後名。
因此，對外，他會努力推動解決俄烏和中東的兩場戰爭，而這特別需要中方的協助。對內，他會專注於MAGA的核心政策議題，聚焦國內改革，一方面解決美國面臨的貿易失衡問題，吸引製造業回流，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另一方面著力去監管和減稅，增強美國企業競爭力。對華科技戰儘管對國家安全鷹派很重要，卻離特朗普本人的優先級比較遠，甚至阻礙他的國內議程，因此他不見得有多少興趣。一個簡單的觀察指標是，和貿易、關稅、芬太尼這些問題相比，特朗普有限的幾次關於芯片的表態，罕有關於延續或升級對華科技戰的言論。
基於上述因素，特朗普和拜登對華科技戰的指導策略或許會有較大不同。拜登想要和中國科技脫鉤，但為了照顧美國公司的商業利益只能循序推進，所以動作很矛盾和擰巴。例如，一些保守派的智庫專家認為，中國的半導體國產自主像是在拼一塊極其複雜的拼圖，拜登政府的半導體出口管制是只拿走拼圖裡的一兩塊，使中國得以集中力量攻堅那一兩塊缺失的拼圖，結果是既沒能阻止中國的技術進步，又傷害了美國公司的利益。
近日，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回顧了拜登政府對華科技戰的經驗得失，結論是只靠禁令和製裁阻止中國科技進步是徒勞的，美國要戰勝中國應該更多投資於國內的科技創新。特朗普第二任期對華科技競爭的指導策略或許不會像拜登政府一樣過度聚焦如何限制中國，而是更注重如何讓美國科技企業“強者恆強”，以及怎麼把美國沒有或者喪失的拿回來。
為實現“強者恆強”，特朗普將著力對美國的科技行業“去監管”，特別是去除制約美國數據中心和電廠建設的各類聯邦、州層面的環保等法規，推進人工智能“曼哈頓計劃”，為美國早日實現通用人工智能提供足夠的算力、能源、資金支持。
過去兩年，美國半導體公司不斷抱怨拜登政府的出口管制便宜了盟友國家的競爭對手，卻導緻美國公司因失去中國的營收而沒有錢投入研發，陷入“死亡螺旋”。特朗普可能會回應這些抱怨，適當放鬆一些較不先進的AI芯片和半導體製造設備的出口管制，讓這些企業還能繼續從中國賺錢，支持其研發投入。畢竟，半導體出口管制的目標是盡可能拖住中國，確保美國科技優勢。出口管制只是遏制中國算力供應鏈的組合策略中的一環，尺度鬆緊可以調控。
近期，國會和拜登政府力推的對華高科技投資審查，先後塞進2025年國防授權法、短期開支法等“必過”法案，最終卻被特朗普和馬斯克施壓拿掉，本質上也是因為相關審查直接切斷了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資本從中國賺錢的管道。特朗普最近還在社交媒體轉發一篇文章《珀杜擔任駐華大使將提振中美投資者信心》，也暗示他在對華關係上或許會更注重經濟收益和實用主義。歸結到理念層面，過度嚴厲的出口管制和反向投資審查，屬於政府強勢介入企業的經濟活動，和特朗普、馬斯克等的經濟自由化理念直接相悖，也屬於“去監管”的對象。
為了把美國沒有或者喪失的拿回來，特朗普會積極地使用關稅工具迫使高科技製造業回流。對待中國電動汽車，拜登政府制定了聯網汽車軟件和硬件國家安全審查規則，希望徹底切割中美電動汽車產業。但特朗普是公開表示歡迎中國電動汽車到美國投資設廠。這是因為特朗普看到了中國電動汽車的技術優勢和創造就業的價值，希望用關稅引導中國車企在美投資，實現一定的技術轉讓和就業拉動。
特朗普對拜登政府以《芯片法案》《削減通脹法案》為代表的產業政策不屑一顧，稱其為“糟糕透頂”的計劃，認為關稅比產業補貼更能鼓勵國內生產和先進製造業回流。近期，拜登政府啟動對中國成熟製程芯片的301調查，為特朗普下一步對中國成熟製程芯片加徵關稅提前鋪了路。特朗普可能推出所謂“組件關稅”，即依據產品內部組件而非組裝地徵稅，只要是在中國生產的芯片，無論最終組裝地點在哪兒，都要徵收高額關稅。此舉既可以對沖中國的產業補貼和成熟製程芯片的價格優勢，也有利於將更多中國境內的芯片產能吸到美國本土。在拜登政府啟動301調查後，據傳SK海力士、三星已經開始逐步轉移中國國內產能。對於先進製程的芯片製造，特朗普指責中國台灣地區偷走了美國的芯片產業，一個台積電的亞利桑那工廠已經滿足不了他的胃口，他會加大對中國台灣地區的施壓，甚至將其與對台軍援“保護費”綁定，迫使台積電進一步將先進芯片製造轉移到美國。
如果中美無法就科技問題達成妥協，特朗普可能採取更嚴厲的限制措施
中美在科技戰問題上“可以談”，但不等於“能談成”。既然中方將該問題提升到“發展權利”的高度，特朗普政府勢必會提出較高的要價，甚至與解決雙邊貿易不平衡問題直接掛鉤。如果中美談判失敗，盧比奧等國家安全鷹派將再次得勢，會進一步升級相關限制。例如將更多中國科技企業放進實體清單，或把限制的領域從先進半導體、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擴展到電動汽車、動力電池等更廣泛的領域。
為了強化半導體出口管制政策的執行，特朗普政府還可能會加強對荷蘭、日本、韓國這些盟友的施壓。芯片戰打到現在，美國自己的彈藥已所剩無幾，迫切需要荷蘭、日本、韓國等盟友的配合。儘管荷日韓過去一段時間基本配合了美國的要求，但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它們要顧及和中國的關係，更要顧及本國公司的商業利益，不可能無條件地徹底配合美國的管制。通過對荷蘭和韓國公民來華商務、旅遊等活動單方面15天免簽，恢復和日本的一些高層級交往和對話，中國近期穩定或改善了與這些國家的關係，客觀上也對沖了美國的壓力。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和單邊主義傾向，使他更容易激進地使用外國直接產品規則和最低含量規則等域外管轄工具逼盟友配合，而不是像拜登那樣主要還是通過外交途徑施壓。由於美國在半導體供應鏈特定技術環節的壟斷（如ASML仍高度依賴美國的光源、電子束、軟件和高純度半導體材料），ASML、東京電子、三星和SK海力士等美國盟友的公司將不得不嚥下苦果。短期看，這會讓中國半導體行業的日子更難，無法維持和擴展先進芯片產能。但長期看，這可能也會迫使ASML等美國盟友公司更積極地在設備中排除美國技術。
除了出口管制工具，特朗普政府還會進一步將外國投資審查機制武器化。特朗普第一任期時，推動國會出台《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IRRMA），顯著擴大了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管轄權，審查的重心也從國防、反恐轉到科技領域，技術安全和數據安全成為CFIUS審查中國對美併購交易重點關注的問題。此後，眾多涉及數據安全或敏感個人信息的中資併購被特朗普政府否決或要求採取緩解措施，例如螞蟻金服收購速匯金、崑崙萬維收購Grindr等。 2020年的一項研究顯示，特朗普任內，中國投資交易的CFIUS審查的總體通過率不超過60%（奧巴馬執政期間交易通過率則超過95%）。
近期，特朗普公開反對日本製鐵收購美國鋼鐵公司。對日本公司尚且如此，遑論來自中國的併購。目前中國科技企業對美投資已經遇到很大障礙，但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採取類似出口管制“推定拒絕”的方法處理所有來自中國的科技投資，否決大部分併購交易，或至少要求更加苛刻的緩解措施，哪怕相關投資不涉及尖端科技。特朗普提名的財長貝森特雖出身對沖基金，但一直認為經濟政策與國家安全密不可分。特朗普還可能保留拜登政府時期通過的反向投資審查規則並予以實際執行，嚴格控制美國資本對中國先進半導體、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的投資。
中方的應對方略
針對美國的科技限制，中方進行了相應程度的反制。事實上，儘管中方在過去幾年的科技戰中處於守勢，但絕非無牌可打。拜登政府2024年12月2日公佈了新一輪對華半導體出口管制後，中方迅速宣布原則上禁止鎵、鍺、銻、超硬材料相關兩用物項對美出口，並對另一關鍵原材料石墨實施了更嚴格的最終用戶和最終用途審查。中方還為此啟動了《出口管制條例》第49條的中國式“外國直接產品規則”和“最低含量規則”，即使上述物項已經出口到中國境外，要賣給美國公司也需要中國的許可。中國利用關鍵金屬儲量和產量優勢，以及領先的冶煉和溶劑萃取技術，對美國獲取對半導體和武器製造必可不少的關鍵技術製造了很大困難。美國國防軟件公司Govini最近指出，中方的上述出口禁令影響了美國軍方的大多數部門和對其武器生產十分重要的兩萬多個零部件，涉及一千多種武器系統。此外，中國還利用網絡安全審查、反壟斷審查等，對美光、英特爾等美國半導體公司在中國的業務施壓，這被外界廣泛認為是對美國科技戰的反制措施。如果特朗普第二任期升級對華科技戰，中方可能以更堅決的態度實施對更多關鍵金屬的管制，甚至進一步掐斷稀土元素的對美出口。美國在中國的科技公司也將面臨更多中方反制的風險。
但中國未來能否有底氣和美國打這場科技戰，國內半導體國產替代的進度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中國在芯片設計領域已經逐漸趕上，早日打破美國對半導體製造設備的技術封鎖是下一步最關鍵的，因為再好的設計圖紙沒有設備也難以轉化為先進的芯片。特朗普或許可以放鬆芯片成品的對華出口，但應該不會放鬆對半導體製造設備的管控。因為確保中國不能自己生產出可以和美國競爭的AI芯片，對保持美國企業“強者恆強”、確保美國首先抵達通用人工智能極其重要。在此領域只能指望儘早實現國產突破。
近年來關於摩爾定律和規模法則（Scaling Law）已經見頂的討論逐漸增多，如果芯片製造接近物理極限，模型訓練觸碰數據牆，相關的技術迭代速度放緩，對中國的追趕將是天賜良機。中國也要未雨綢繆，儘早開始研究其他技術路線，努力探索未來彎道超車的機會。
正如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近日在《外交事務》的文章所言：美國與中國的競爭將不會像和蘇聯的冷戰那樣基於意識形態，而將是基於技術。在數字時代，安全與繁榮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技術進步。中美將在人工智能等領域圍繞創新展開競爭，並在市場和高科技供應鏈方面展開爭奪。中美在高科技領域的博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將成為雙邊關係更重要的議題。基於特朗普的個人特質和第二任期的施政重點，美國下一步的對華科技戰策略會比拜登政府時期存在更多可以談判的空間。習近平主席在利馬同拜登會晤時強調，中美雙方應該拉長合作清單，做大合作蛋糕，實現合作共贏。特朗普近期也表示，中美聯手可以解決世界上所有問題。中國在努力推動先進科技自給自足、擺脫外部依賴的同時，應善於運用政治智慧，把握稍縱即逝的談判機會，為中國科技行業爭取更多時間和空間。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5年第1期，原題為《特朗普2.0時代的中美科技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