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Mario Laul，Placeholder 研究分析師
編譯：谷昱、不二
在持續數十年的數字革命中，Crypto 的興起為其帶來新的驅動力，並正在試圖重塑全球的金融體係與組織治理機制。
近日，Placeholder 研究分析師Mario Laul 撰文對該現象進行了詳細分析闡述，從歷史上技術革命的規律探討新一輪數字革命的趨勢，以及Crypto 對當今社會的具體貢獻、挑戰與未來，並認為Crypto 核心創新不是產品，而是與自由和開放源碼軟件開發、去中心化、可組合性、可編程性、自動化和分佈式治理相關的過程和製度創新。
在本文，我將區塊鍊和Web3 相關創新統稱為Crypto，並將其歸類為數字革命的一部分。數字革命始於1960 年代末至1970 年代初，隨著分組交換網絡、微處理器和其他數字技術的出現，個人電腦和互聯網得到了廣泛的普及。
在此基礎上，我想通過以下三個方面對數字革命的論述進行延伸和拓展：
對技術革命的兩個主要階段提供簡要的理論概述；
將上一次工業革命（以石油、汽車和大規模生產為中心）和當前信息革命（以數字信息和通信技術為中心）的組織和製度轉變進行比較；
隨著數字革命的進一步發展，探討Crypto 作為民粹主義改革運動和創新集合器如何塑造全球機構和治理。
在本書中，我將使用「ICT」作為數字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簡寫，將「ICT 革命」作為數字革命的簡寫。從這裡開始，「Crypto」將不僅僅指密碼技術本身，還包括所有與區塊鍊和Web3 技術相關的創新。
從安裝到部署
波浪狀週期模型是一種比較流行的經濟發展理論模型。這種模型存在許多變量，每種變量都側重於一組不同的驅動因素，包括人口、信貸/ 債務、貿易和政治週期。創新經濟學的根基是約瑟夫·熊彼特的理論，主要重點在於創業和創新。
在熊彼特主義的傳統中，Carlota Perez 憑藉其對技術革命和技術經濟範式轉變理論的貢獻而聞名。她將現代經濟史的發展分為了五個階段，每一次進步都是由不同的革命性技術所推動。這些技術最初只在少數幾個主要國家被採用，然後逐漸傳播到世界其他地區。
例如，在20 世紀初期的美國，石油、汽車以及現代化的規模生產方式，讓城鎮化和消費主義生活方式成為可能。而在本世紀末期， ICT 的創新引發了新一輪生產關係和方式的變革。
在Perez 的模型中，每一次經濟範式的轉變都是由一次「大爆炸」事件引發的。所謂「大爆炸」事件，通常是關鍵的技術進步，例如斯蒂芬森的火箭號蒸汽機車、福特的T 型汽車或英特爾的4004 微處理器等。
技術革命的生命週期可以分為入侵、高潮、協同、成熟四個部分。其中，前兩個部分構成了技術革命的安裝階段。在此期間，新的技術範式和關鍵產業還在形成過程中，由於個人主義和滯後的監管，會導致分佈及其不均的創新收益。
根據理論模型，後兩個部分構成了技術革命的部署階段。在此期間，生產資本（即從事實際商品和服務生產的非金融企業）趨於主導地位，在理想情況下，通過漸進的製度改革和經過協商的社會契約，就可以實現更公平的經濟收益分配。
圖1：技術革命的生命週期
技術經濟範式轉變理論的一個關鍵命題是，新範式的先決條件雖然已經在安裝階段就位，但其帶來的更廣泛的社會和製度變革只能在部署階段實現。
這是因為技術革命的潛力需要通過長時間不斷學習和迭代，尤其是通過不同創新集群之間的協同作用，才能完全爆發出來。通常技術經濟領域的變革更容易被創業主動性和競爭壓力所激發，相比之下，社會制度領域需要極端的政治和文化壓力，甚至是一場危機，才能擺脫現有的結構和習慣。
但最終，新的技術和組織範式會讓原來的規則變得更加規範，並在整個社會中紮根，即使是最保守的機構也必須適應。
隨著技術革命的發展，原有經濟和社會邏輯將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而「新常態」作為下一波創新浪潮的起點有可能徹底改變整個原有的經濟體系，如此循環往復。
圖2：技術革命中相互變化的三個領域
上面的概括顯得有點刻板。實際上，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有許多明顯的特徵。就數字革命而言，Crypto 可以被視為早期部署階段的一種反應，它使更多數字原生機構、生活方式和治理形式成為可能。但更重要的是，了解Crypto 如何影響社會經濟的早期數字化轉型，已經轉型出現的一些背景。
大規模生產部署與ICT 革命
推動數字革命進入部署階段有兩大主要力量：一是核心創新技術的持續迭代和大規模採用，在商業組織、消費生活、社會制度等方方面面建立新的範式；二是公共政策帶來的挑戰和機遇。這兩種力量雖然分離，但一直在相互作用：新技術的發明和採用會影響政策制定，反過來又會影響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創新的成本和收益的分配。
在20 世紀的前三分之二時間，以美國為主的世界各地的發達經濟體都採用了大規模生產範式的技術和組織原則，比如泰勒主義的流水線管理科學被應用於整個工業領域，越來越多消費品開始被標準化大規模生產。
在規模化生產革命的後半期，越來越多的公共部門開始採用私營公司開創的組織實踐，發展成類似大型公司等級制的複雜「部門」結構。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均是如此。
除了支持住房市場外，政府還通過公開採購實體基礎設施，成為生產需求的主要來源。工會的相對強勢地位使得生產率增長難以與工資脫鉤，而福利和失業保險計劃幫助減輕了經濟衰退帶來的打擊。總而言之，技術進步和公共政策之間的積極協同作用使大多數西方國家實現了幾十年的穩定和包容性增長。
在20 世紀最後30 年，特別是1990 年代互聯網熱潮的興起，發達經濟體開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向信息技術密集型和全球一體化經濟秩序轉變。
按照Perez 的理論模型，2000 年代初期互聯網泡沫的破滅僅代表了數字革命的大致中點，整體部署階段仍在進行中。她寫道：「金融資本已經完成了引領新範式的密集傳播以及新基礎設施的安裝和測試的工作。現在輪到生產資本起主導作用，通過擴大生產和需求，引領世界社會進入更深層次的轉變。」
毋庸置疑，在過去二十年，信息通信技術對世界社會產生的影響是變革性的。雖然ICT 技術在普及和使用方面仍然存在重大的社會和地理差異（所謂的數字鴻溝），但它讓全球數十億用戶以低成本、近乎即時的方式實現了信息的交換和訪問。它的關鍵基礎設施是連接數據中心和個人計算設備的數字網絡，而不是工業革命時期，諸如航運碼頭、機場、高速公路等這些交通網絡的大規模建設。
值得注意的是，新技術經濟範式的傳播並不是一個有序的過程。在每一次技術革命長達數十年的S 曲線中，散佈著無數個單一技術發展的S 曲線。這些技術往往在成熟後才具有革命性，並且很容易顛覆仍在整合過程中的行業之前的一系列創新。最近的例子包括社交媒體、智能手機、雲計算、物聯網(IoT)、深度學習和區塊鏈技術。
馬克·安德森有句名言，「軟件正在吞噬世界」，這在Perez 的「新常識」這一概念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
每一次持續的技術革命都對既定的做事方式構成了生存威脅。雖然新的經濟和技術得以現實，但同時也導致了與原有製度、社會和監管框架之間的不匹配。在過去幾十年裡，這種不匹配正是社會和政治緊張局勢的重要來源。
正如Perez 所說，每個部署階段都有可能成為大多數人（至少在核心國家）的「黃金時代」，但前提是需要對新的利益分配給予適當的指導。在後環境危機時代，新技術開闢了一條新的前進道路，通過調動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和必要的資源，解決分配製度原有的缺陷。但是，這條道路的願景難以得到普遍認同，同樣會受到政治辯論和鬥爭的影響。
就基本政策改革而言，儘管圍繞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工作不安全和環境退化等問題進行了大量公開討論，但實際採取的步驟卻是漸進式的。另外，全球金融部門的規模和重要性並沒有因為危機的出現而下降；相反，全球經濟似乎越來越金融化。然現在評估ICT 革命後半期的全面社會和經濟影響還為時過早，但肯定比理想化的佩雷斯模型所暗示的要復雜得多。
在過去二十年，信息通信技術被不斷迭代和大規模採用是不爭的事實，無論與它相關的社會和經濟成果是否符合個人的期望或其他社會組織的政治共識，這個過程仍在進行中。最近，真正以ICT 為基礎的組織形式已經開始出現。
Crypto 與ICT 革命
對於Crypto 的定義以及概括其蘊含的社會意義，經常被比作盲人摸象，從不同角度看可以有不同的描述，往往難以概全。對於Crypto 最常見的解釋可以分為兩類，「加密貨幣」和「加密技術」。
前者的重點在於Crypto 對貨幣和金融的影響，特別是它有可能破壞傳統國家政府和其他中央機構在這些領域發揮的作用。相比之下，後者的解釋顯得更加雄心勃勃，它的重點在於Crypto 對於任何數字系統或服務的影響，這些系統或服務可能受益於更分散、安全和以用戶為中心的信息管理模型。
本文提出的觀點結合了「加密貨幣」和加密技術」，並參考佩雷斯的技術經濟範式轉變的兩階段模型，試圖對Crypto 如何適應數字革命進行解釋。
更具體地說，通過將Crypto 視為民粹主義改革運動、金融創新，以及製度創新總體發展趨勢的一部分，它將與區塊鏈相關的創新一同處於數字革命的部署階段。當然，這種解釋只是一種猜想，其準確性只能在ICT 讓位於下一次技術革命之後才能蓋棺定論。
Crypto 作為一種民粹主義
從歷史上看，每一次技術革命的發展轉折點，都曾是現有製度秩序面臨爭議和質疑的改革窗口期，因此為政治和社會運動利用民眾對現狀的不滿提供了有利條件。要了解Crypto 與Perez 模型的相互關係，重要的一點在於其背後的意識形態驅動因素。這些驅動因素並不統一，而且伴隨著俗世的動機，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對金錢的貪婪。
事實上，關於加密貨幣核心價值主張的話語充斥著對金融和數字技術領域的主導者的直接批評。因此，將Crypto 描述為一場民粹主義改革運動是合理的，部分原因正是其對現有金融體系的不滿。
除了對現有機構持批判態度之外，Crypto 還表達了這樣一種信念，即創新和激勵措施如果得到適當引導，可以為更先進、更繁榮和更具包容性的經濟體系提供基礎。但是，僅憑此就得出Crypto 是一項徹底進步的改革運動的結論，也是錯誤的。
作為一種觸發社會和政治改革運動的有利條件，Crypto 的主要挑戰在於如何提供一個可持續的解決方案來替代原有的製度結構，而不被傳統全力所湮沒。雖然Crypto 的某些領域長期關注數字和創意經濟，但到目前為止，它在貨幣和金融領域的變革潛力吸引了最多的興趣和活動。
Crypto 作為金融創新
從嚴格的金融角度來看，Crypto 似乎與Perez 的理想化部署版本相矛盾，在該版本中，高度投機和自我參照的金融形式與與實際商品和非金融服務生產更緊密結合的金融形式相比減少了。
然而，至少有兩個原因說明為什麼使用這個框架太有限而無法分析Crypto 及其出現的背景。第一個側重於金融和生產資本之間的關係，更普遍的是自2000 年代初以來ICT 的採用和實際經濟影響，第二個觀點則將加密金融創新視為完全符合Perez 的理論——事實上，Perez 的理論也明確預測到了這一點。
首先，互聯網公司股票市場崩盤和全球金融危機的後果最終對減少金融化幾乎沒有任何影響，這當然是正確的。在許多主要國家，金融部門的規模和金融工具在促進經濟進程方面的重要性並沒有減少。相對而言，金融資本並沒有讓位於生產資本（在許多西方國家，由於去工業化，生產資本一直在下降），兩者之間的界限普遍變得更加模糊。
這部分原因是由於寬鬆的貨幣政策對金融部門的影響，部分是由於危機後改革在阻礙金融化方面的薄弱，部分是數字技術（包括Crypto）極大地改善了零售和機構參與者獲取金融知識、工具和市場的機會。此外，ICT 革命恰逢以技術為重點的風險投資和互聯網眾籌的全球興起，這些都為傳統金融科技和加密領域的持續實驗和增長提供了補貼，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
然而，金融業的相對規模應該在信息通信技術對社會影響的更廣泛的背景下看待。從絕對意義上講，過去二十年，生產資本在數字基礎設施、產品和非金融服務的大規模部署中的作用令人印象深刻。
其次，儘管Crypto 的使用場景更廣泛地擴展到信息管理，但迄今為止，區塊鍊和相關技術在貨幣和金融服務領域的應用最具影響力。人們普遍認為，從1970 年代初到全球金融危機（ICT 的安裝階段）確實是金融創新。然而，將Crypto 作為後危機金融創新的結論與Perez 的模型不相容是不正確的。
以下是Perez 如何描述中期轉折點後金融創新和改革的典型性質：
「 雖然它們更有可能源自政府或世界機構，但金融領域的一些新規則是自我強加的，正是為了避免政府監管的需要。它們通常涉及銀行和貨幣實踐的新框架。其次，制定遊戲規則以調節商業和勞資關係，以及國際層面的監管創新。但是每組法規都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需要與其所適應的範式的特定特徵相匹配。……制定會計和披露立法通常是為了避免上一次狂熱期間揭露的具體濫用行為。」
「 為了幫助實現這種部署的新繁榮，貨幣、銀行和金融實踐也將需要在新範式背景下實現平穩運行的創新。與所有創新一樣，引入日期不如密集傳播時間重要。……每一次大潮的安裝期都帶來了金融領域的多項創新。在部署期間將範式傳播到越來越多的經濟部門可能需要這些工具，以及針對新興商業實踐量身定制的其他項目。這些可能包括貨幣類型、銀行服務和信貸或金融形式的創新，這為在每個國家和世界的整個經濟中全面採用新範式創造了便利條件。它們將與建立遊戲規則和銀行和金融機構框架的公共政策措施密切相關。」
當談到過去二十年將信息和通信技術應用於金融的經驗記錄時，上述段落有兩種不同的解釋，這使得傳統的金融技術和加密技術都成為可能。
一方面，Crypto 與政策主導的金融改革完全相反，也不能被視為現任金融機構的自我監管嘗試。儘管加密金融服務在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某些社會部門越來越受歡迎，但它離主流應用還很遠。
另一方面，Crypto 常常被精確地定義為「銀行和貨幣實踐的新框架」，這充分利用了ICT 革命所創造的獨特的技術和組織能力，可以說比傳統的金融科技更為強大。傳統的金融科技雖然數字化，但仍然植根於傳統的商業方法。
Crypto 的核心價值觀和組織原則是自由開放源碼軟件、分散化、抵制審查、無許可訪問，以及足夠的透明度水平，使任何具有基本技術能力的人都能夠審計和驗證信息。
因此，上述結論的另一個替代結論是，Crypto 能夠實現當今存在的最具ICT 原生形式的金融服務，並因此創造了基本一致性的潛力信息和通信技術範式下的全球金融體系。
誠然，按照傳統金融的標準，加密金融服務仍然處於邊緣地位。然而，加密技術在誕生之初就是數字化和全球化的，因此，通過傳統的國家嵌入式框架進行監管和約束具有挑戰性。這為加密金融提供了相當大的有機增長潛力，取決於地址消除其主流採用的一些關鍵障礙。
最重要的是，這些障礙包括在安全性、去中心化和隱私方面以最小的權衡進行擴展；改善不熟悉的用戶體驗；降低因欺詐、黑客或軟件漏洞而造成的仍然相對較高的財務損失風險；確保必要的系統穩定性。
Crypto 通過傳統手段進行監管具有挑戰性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監管在決定其未來方面將不起核心作用。監管與Crypto 之間動態關係的以下方面尤為重要：
第一，傳統監管行動可能會鼓勵和阻礙Crypto 的發展，並可能繼續針對中心化化服務提供商，如法幣接入平台、託管機構和交易所，但也針對與核心軟件開發或特定加密金融協議和服務營銷密切相關的公司。
第二，Crypto 作為一種強制功能，推動傳統金融和監管機構探索新技術和組織模式，其中最好的例子是對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興趣不斷增長，並試圖將加密與傳統金融和實體經濟過程相結合。
第三，Crypto 作為「代碼就是法律」的一種表達方式——即軟件可以取代傳統法律代碼，不僅可以作為法律文本提供法律依據，還可以通過確定在數字技術飽和的世界中可能採取的行動類型，越來越多地在行政和執法方面取代傳統法律代碼。在Crypto 明顯的反監管立場背後，還有一個由軟件協議高度監管的世界願景——這是官僚程序規則的數字等價物。
對Crypto 的一個常見批評是，它很少提供真正創新的金融產品，而只是在區塊鏈上重新創造已經存在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這是正確的。然而，除了所有涉及的新軟件外，加密的核心創新不是產品，而是與自由和開放源碼軟件開發、去中心化開放存取、可組合性、可編程性、自動化和分佈式治理相關的過程和製度創新。
所有這些概念都可以被視為ICT 革命的典範，有助於實現「真正的知識密集型生產和生活方式」，正如佩雷斯二十年前所預期的那樣。因此，要充分理解加密的社會意義，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它對數字組織和互聯網本地社會和經濟協調的潛在影響，而不僅僅是貨幣和金融。
Crypto 作為流程和製度創新
技術革命的擴散是一個數十年的過程，涉及眾多的革命性技術，創新活動集群圍繞這些技術在不同階段擴展和成熟。有一些核心的通用技術在整個革命過程中不斷改進（比如ICT 革命中的數字計算機），也有一系列只有在早期技術充分成熟後才出現的顛覆性技術（比如雲計算和智能手機）。
與此同時，隨著革命的推進，許多技術變得商品化，單位成本大幅下降，越來越多的人不僅學會依賴技術創新帶來的新能力，而且開始將其視為當代社會生活、工作和組織的唯一「正常」方式。
在ICT 革命中，「正常」是數字化的。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技術、消費者行為以及投資者、私人公司和公共機構的活動之間的複雜、協同進化動態中，數字的確切性質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Crypto 是最新的關鍵發展之一，這一演變仍在進行中，催生了一系列全新的實驗，這些實驗圍繞分佈式賬本上跟踪的數字信息展開。雖然最初的重點是構建加密貨幣形式的貨幣，但這一實驗已迅速擴展到重新想像各種其他類型的數字基礎設施和服務是如何構建、部署、管理和消費的。
Crypto 作為流程創新主要關注信息管理（包括格式、存儲、事務）和治理（包括軟件和組織開發）。在其最雄心勃勃的未來願景中，通過利用技術的力量使這些過程更加透明、去中心化和自治，Crypto 希望補充並在某些情況下從根本上破壞現有的貨幣、法律和數字平台機構。因此，Crypto 可以用Perez 的術語作為ICT 革命正在進行的部署階段的典範，其中包括ICT 原生組織形式的出現以及現有和新興機構與ICT 範式的更廣泛結合。更具體地說：
公共區塊鏈的開放性和無許可性使其可與公共基礎設施或公用事業相媲美。然而，儘管大多數公共基礎設施固定在特定位置，並且通常由民主問責機構（即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但作為數字基礎設施的Crypto 本質上是全球性的，並由分散的私營部門控制。
這並不意味著單個網絡或服務不能或不會在特定地區擁有相對較大的足跡，也不意味著民主制衡或問責從根本上與加密不兼容。但是，原則上，Crypto 從一開始就具有全球影響力（取決於互聯網接入），並且明確設計為抵制政府或任何其他團體或組織的集中控制。
Crypto 為運行數字治理實驗創造了一個非常開放和動態的環境，不僅在治理基於區塊鏈的網絡和協議方面，而且在使用這些網絡和協議作為其他環境中的治理工具方面。
Crypto 支持新形式的在線協調和社區建設，包括去中心化自治組織，這在公共區塊鍊網絡發明之前是不可能的。這些社區和組織是圍繞通過區塊鏈跟踪的資產、合約和關係而形成的經濟體系所特有的。
除了區塊鍊和自由和開放源碼軟件協議之外，DAO 對於加密技術是必不可少的製度創新。 DAO 可以定義為將自動化與加密經濟激勵和人類協作相結合的組織。作為數字組織，大多數DAO 不受特定位置的限制，並且在成員資格方面有一個開放的政策：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貢獻DAO，並獲得DAO 分配的權利和資源。
理想情況下，DAO 的組織方式是，沒有個人能夠完全控制其資產和治理，而集體事實上，參與者仍然可以做出決策並採取行動來指導其發展。
儘管DAO 的目的和活動不同，這自然會導致各個DAO 面臨的挑戰不同，最緊迫的普遍挑戰可以概括為以下問題：DAO 如何履行關鍵的組織職能（例如調動和分配資源、僱用貢獻者、分配任務和決策權，解決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衝突，確保稅收和法律合規性等），同時忠實於加密的核心原則？
為了應對這一挑戰，目前許多項目正在開發專門針對DAO 需求的技術基礎設施和標準。與此同時，DAO 治理正變得越來越專業化，最佳實踐開始出現，最具影響力的DAO 開始吸引監管機構的注意。
假設區塊鍊網絡和DAO 對傳統機構的典型失敗模式免疫，這在社會學上是幼稚的。然而，忽視區塊鏈與先進的ICT 基礎設施相結合所帶來的真正創新同樣是短視的：通過依賴去中心化的數字網絡而不是集中的遺留機構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協調和交易的能力。這不僅代表著電子信息和通信技術革命，更廣泛地說，這是技術向全球網絡化自動化系統的演變。
結論
受新熊彼特技術經濟範式轉變理論的啟發，上述對加密的描述可以概括為以下六個命題：
Crypto 不是技術革命。它是由ICT （密碼學、計算機、軟件、分佈式網絡等）支持的另一個創新活動集群，因此只能歸類為ICT 革命的一部分。
加密貨幣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被動的、技術民粹主義的改革運動。就其對現有機構的批判立場以及從ICT 革命上半期繼承的經濟權力關係而言，Crypto 是早期部署階段的典型代表。
通過支持更多ICT 原生的金融形式（數字化、全球性、可編程），Crypto 給現有金融機構帶來了競爭挑戰，加速了它們的數字化轉型，並推動了專門為信息時代量身定制的金融和監管改革。
Crypto 主要是一個流程和製度創新。通過將ICT 的現有能力與去中心化共識和協調機制的創新相結合，加密使ICT 原生的組織形式成為可能，而不僅僅是貨幣和金融。
Crypto 代表了由信息通信技術革命引發的行政數字化和自動化的延續。通過實現更加去中心化和抗審查的自動化形式，Crypto 為全球治理開闢了新的前景，因此，可以將其視為新興的自動化政治經濟的中心主題。
隨著ICT 革命的成熟，其最持久的遺產逐漸顯露出來。 Crypto 是否僅僅是一個奇特的雜耍，是對中心化數字平台的重要補充，還是與現有機構的更根本和更深遠的突破，仍有待觀察。
但無論Crypto 的最終角色如何，未來的社會結構肯定會更加以數字為媒介、全球整合和自動複製。因此，治理社會的挑戰將越來越多地與治理數字技術系統的挑戰重疊，該系統將比其創造者及其目標更長壽，既能賦權又能約束子孫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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