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似乎越來越清楚的是，反對加密貨幣可以被視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官方立場，我們可以預期反加密貨幣限制將成為其向陷入危機的經濟體提供貸款的普遍條件。
似乎越來越清楚的是，反對加密貨幣可以被視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官方立場，我們可以預期反加密貨幣限制將成為其向陷入危機的經濟體提供貸款的普遍條件。
最近，阿根廷同意“不鼓勵”使用加密貨幣，作為從IMF獲得450億美元貸款的條件。不到一年前，薩爾瓦多使用比特幣作為法定貨幣的計劃遭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強烈抗議。
多年來，阿根廷一直深陷可怕的經濟危機，其後果包括高通脹。該國還背負著巨額主權債務並有違約的歷史，這使得在傳統市場上借款變得更加困難。
與此同時，布宜諾斯艾利斯已成為區塊鍊和加密貨幣發展的重要中心，這主要是因為該國的經濟和貨幣混亂促使居民尋求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的相對穩定性和可信賴性。據報導，該國的加密公司和組織仍在尋求明確其政府“阻止”使用加密的確切含義。
但是，如果阿根廷人認為加密貨幣是他們個人應對經濟混亂的一種有效方式，那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什麼要試圖阻止他們呢？
IMF的真正目的
首先，您必須了解IMF 的政治歷史和真正目的。該機構成立於1944 年，官方將其描述為“避免導致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競爭性貨幣貶值重演”。
一些人會注意到這裡的一些花招。大蕭條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基本結束，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件比假想的重演更緊迫的事情。實際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立與其說是為了應對大蕭條，不如說是為戰爭的結束和歐洲的重建做準備。
而且這種重建不是慈善性質的，而是當時正在興起的冷戰的戰略支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四年後，美國的馬歇爾計劃派出大量美國資金幫助歐洲從戰爭中恢復過來——同樣重要的是，確保它們恢復為西方自由民主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站在蘇聯的軌道。
馬歇爾計劃成為冷戰經濟戰線的藍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了讓一百個馬歇爾計劃在全球開花結果的機制。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裡，它在發展中國家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阻止共產主義的傳播。為了換取資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通常不得不遵守各種市場改革，這些改革將它們更深入地與自由市場的西方秩序聯繫起來。
這些條件可能包括削減公共部門員工的工資、減少公共養老金、削減社會項目、支持公共服務私有化的政策、放棄產業政策和開放資本市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平均貸款附帶20 個這樣的條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一緊縮計劃經常被強加給處於危機之中的國家，使得改革本質上是一種強迫的敲詐勒索，也就是美國政治評論員內奧米·克萊因所說的“衝擊主義”。雖然它們被宣傳為旨在“修復”發展中經濟體的“改革”措施，但它們往往會導致更深層次的痛苦。
克萊因和其他人認為，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從根本上成為尋求自由市場改革的全球公司的跟踪馬匹，利用各國的經濟蕭條作為實施允許更大經濟榨取的政策的槓桿。
蘇聯的解體似乎降低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重要性，但就像北約本身一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直在繼續與一個缺席的敵人作戰。 2014年的一項研究發現，自冷戰結束以來，IMF貸款的附加條件實際上有所增加。
這種背景說明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何如此積極地反對加密貨幣：它存在的原因不是為了促進發展中經濟體或幫助生活在其中的個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是一個中立的援助組織，而是一個龐大的權力結構的經濟部門。它試圖將外圍國家或發展中國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是當前的重中之重——納入戰後新自由主義共識。
加密貨幣威脅到這種權力，儘管目前這種威脅有點遙遠。 Mark Weisbrot 在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撰文，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描述為西方資助者組成的“債權人卡特爾”的“守門人”，其中包括世界銀行和美洲開發銀行。
但正如薩爾瓦多試圖通過其火山債券來展示的那樣，以及最近對烏克蘭的捐贈表現得更加明顯，加密貨幣並不容易把關。薩爾瓦多等較小的國家似乎很可能很快就能進入一個平行的基於加密的債務和融資市場，而西方秩序對這個市場的影響力微乎其微。
與整個全球銀行體系相比，這個市場肯定會很小，但即使是一個小的金融逃生口，也可以為抵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其權力驅動的議程提供有意義的槓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行動表明他們預見到了這種可能性——他們對此感到害怕。
作者：David Z Morris
編譯及整理：Amy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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