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最新出版的《元宇宙與數字經濟》一書，作者朱嘉明。
我們通過自己的觀察來創造歷史，而不是歷史創造我們。
——史蒂芬·霍金
20世紀以來，“時代”的概念突顯出來，且大幅度跨越：《時代》雜誌、時代廣場、“凱恩斯b時代”、“原子能時代”、“冷戰時代”，直到“IT時代”“互聯網時代”到來，人類啟動了從工業時代向信息時代和數字時代的轉型，這意味著一個嶄新時代的開始。信息時代、數字時代改變了人類的思想範式、科學技術模式，以及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方式。
不同於歷史上曾經多次發生過的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的轉型，人類只能處於被動狀態，例如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或者從農耕時代到工業時代，現在，從工業時代到信息數字時代的轉型，人類已經具備參與、影響和改變的能力。現在正在進行的這一場轉型，正是人類通過引入大設計和大實驗，以期實現更為恢宏的大轉型。
匈牙利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1886—1964）是“大轉型” 概念的提出者。波蘭尼在1944年出版了一本著作——《大轉型》，該書的副書名是“我們時代政治和經濟的起源”。全書的核心內容是在宏觀經濟史的背景下，闡述自我調節的市場對社會的脫嵌和社會自發的反方向運動，最終市場經濟如何導致市場社會。如今，近80年過去，人類需要思考現在所處的這個時代的政治和經濟的起源、這個社會轉型的結構性和製度性原因。
第一，大轉型的基本特徵。大轉型並非人類社會的一種常態。如果將大轉型特徵加以歸納，至少包括以下幾點：
（1）大轉型的發生，原因不單一和簡單，而是多重歷史性原因集合的結果。
（2）大轉型的周期是長周期、跨世代；在每一個長周期中，還嵌套有以重大歷史事件引導的短週期，例如20世紀的中國，經歷了清帝國、民國時期，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計劃經濟與改革開放時期。
（3）大轉型過程，有物理性的共振和共鳴，有化學性的化合、分解以及置換反應，也有迭代的過程。
（4）大轉型超越地理空間限制，其超域性導致不可避免的全球影響和改變。
（5）大轉型的結果呈現顛覆性，是基於解構之上的系統性重構。
如果以上關於大轉型的特徵成立，特別是以顛覆、共振和重構為標準，人類歷史上存在以下三次大轉型。
第一次是軸心時代c的大轉型。
時間是公元前5世紀前後，區域是分佈在北緯30度的古希臘、古猶太區域、古印度和古代中國。這是一次人類文明從靜態到動態、改變內在動力的轉型，奠定了人類未來的思想體系基礎，展現了對未來社會的最廣義的製度安排。第二次是文藝復興時代的大轉型。文藝復興發生在14—17世紀，頂峰是16世紀，發源地是意大利的佛羅倫薩。文藝復興結束了中世紀，開創了近現代社會。第三次是工業革命開啟的工業時代的大轉型。時間開始自18世紀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工業革命始於英國，完成於北美，之後蔓延到世界其他區域。
重新審視已經發生的歷史大轉型，會發現：每一次新的大轉型並非以之前大轉型的影響消失殆盡為前提，恰恰相反，是包含了以往社會形態的因素和影響。
第二，大轉型的基本原因。
（1）氣候和自然環境突變。例如，造成世界性的“17世紀危機”的原因是小冰川時代的來臨，在西方發生了英國的光榮革命，在東方發生了中國明朝的覆滅。現在的溫室效應造成了冰川消失、海平面上升、氣候帶北移和氣候異常，給人類社會帶來深遠影響。氣候和自然的突變都是大轉型最重要的誘因。
（2）思想運動。例如18世紀以英國和法國為中心的啟蒙運動，之後發生在德國的狂飆運動。
（3）創新規模。如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所說的創造性破壞突破傳統經濟社會的框架，會促使經濟活動和社會組織的急劇演變。
（4）各種社會危機長時間積累和積聚，導致裂變和失控。
第三，人類處理大轉型的基本手段。
（1）觀念革命。觀念革命始終是人類大轉型歷史的先導。 20世紀初產生的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開啟了科學觀念革命，影響了整個20世紀的科技發展方向。
（2）技術革命。例如，電動機替代內燃機的動力革命、以核電發展為代表的能源革命。
（3）社會革命。例如，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歐文（Robert Owen，1771—1858）的“新和諧公社”、巴黎公社，以及各類共產主義實踐。其中，20世紀70年代，智利總統阿連德（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1908—1973）主導的基於“控制論”的社會實驗d具有深遠意義。
（4）戰爭。戰爭是一種最快、最劇烈的應對手段。例如，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等。
歷史證明，以往的轉型往往伴隨巨大的社會震盪、衝突、危機，乃至戰爭，人類社會付出生命、財富和文明進步的代價。卡爾·波蘭尼《大轉型》一書中的第一句話是“19世紀的文明已經崩潰”，這是一位出生於奧匈帝國的歐洲人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經濟蕭條之後的論斷；另一位同樣出生於奧匈帝國的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在不斷的流亡中為歐洲文明的墮落髮出哀鳴，將其描述為“昨日的世界”。
21世紀：超級大轉型
人類正進入21世紀超級大轉型，其規模涉及80億人口，具有空前的複雜性，存在觸發人類總危機的危險。正如雷·庫茲韋爾（Ray Kurzweil）所言：“我們的未來不是再經歷進化，而是要經歷爆炸。”
第一，21世紀超級大轉型的特定背景。
（1）生態環境改變。最大的威脅來自溫室效應。這不是偽命題，不是危言聳聽。全球的冰川正在加速消融。 2022年3月，南北兩極已經發生異常升溫的情況。 e地球氣候變化問題，很可能已經嚴重到不知還能夠支持人類在這個星球上生存多久的境地。
（2）人口膨脹。歷史上發生大轉型的時期，全人類不過幾千萬、幾億人，20億到30多億人，現在達到80億人，之後將是100億。地球很可能無法承受100億人口之重。
（3）全球經濟體量巨大。地球資源不足以支撐現在世界經濟體量的中高速增長。
（4）全方位分裂。包括從思想到各類文明的分裂、嚴重的貧富差別加劇的經濟和社會分裂。如果用地質學語言描述：支撐當代社會運行的各種板塊，呈現劇烈碰撞，甚至拉裂和斷裂狀態。
（5）人本身的改變。基因革命、基因編輯的現實和潛在的影響。還有這次新冠肺炎病毒對人類的影響並沒有完全顯現，有待樣本和時間提供更多的證據。
第二，21世紀超級大轉型的特徵。它根源於20世紀，有以下幾個表現。
（1）科學先導。科學突破先於大轉型的其他部分出現，例如，信息論、控制論和系統論的出現。
（2）技術主導。從1936年發明“圖靈機”開始，以計算機革命和互聯網革命的疊加效應，構成大轉型的核心推動力，開啟了不可逆轉的數字化轉型。
（3）全域性。波及、影響和改變人類社會的所有領域，從思想、文化，到經濟、政治和國際關係。
（4）全球化。幾乎席捲了世界不同發展水平的所有國家和地區。
（5）星際化。人類走向星際探索，從1957年發射第一顆衛星、1969年人類第一次登月、1981年第一架航天飛機，一直到2021年發射的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 f星際革命和星際化成為這次轉型中最引人注目的變量。馬斯克（Elon Musk，1971—）是星際主義的倡導者和實踐者。
第三，21世紀超級大轉型和危機常態化高度重疊。歷史上的大轉型都以各種危機為背景和影響因素。甚至可以說，危機是大轉型的關鍵變量。但是，這個世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大轉型和危機發生高度重合。現在，危機常態化和高頻率化。 “危機”概念已經在人們的話語交流中不可缺失，否則不足以表達對事情的認知和理解，諸如能源危機、金融危機、失業危機、病毒危機、地緣政治危機，不一而足。從2000年的IT和納斯達克危機、2001年的“9·11”恐怖主義危機，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不同地區的動盪和戰爭引發的難民危機，危機規模越來越大，複雜化程度加劇，離每個人的生活越來越近。
第四，面對21世紀超級大轉型的選擇困境。現在的超級大轉型和復雜化危機，已經不是牛頓式的簡單機械狀態，而是動態的多維度狀態。大轉型過程中的坐標係不斷改變，人們甚至不知道這個世界真正的坐標系在哪裡。更為嚴重的是，科技正在加速逼近“奇異點”。僅僅描述這樣的超級轉型已經十分困難，如何實現其數量化和模型化，將挑戰人類的智慧和技術手段。所以，需要突破傳統的思想、理論和模式。例如，信息結構的複雜化、網絡博弈的興起，以及機器學習的廣泛應用，導致“博弈論”的思想方法已經過時。
第五，超級大轉型的兩種選擇模式。超級大轉型，一方面，正在加速日益融合的技術和日益量化的社會的形成；另一方面，全方位的危機還在積聚，如果任其發展，人類將面對失序、分裂、崩潰。於是人類產生了兩種選擇模式。第一種是馬斯克的星際移民模式，或者稱為“星際資本主義模式”。這個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基於地球和人類危機加劇的不可逆轉，實現少數人類的外星球移民，它依賴於資本、技術與公司結合。第二種是元宇宙（Metaverse）模式，即通過非中心化自組織分佈式的合作，構建虛擬現實世界，實現挽救人類危機和地球的各種實驗，最終重構一個現實和虛擬互補的新世界。
元宇宙是大設計和大實驗的載體
現在所面臨的超級大轉型，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集合思想、科技和財富的系統工程，如同建立21世紀的金字塔。
第一，超級大轉型需要大設計。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 1942—2018）繼《時間簡史》之後的著作《大設計》，在第五章引言部分引用了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的一句話，很有哲學意味：“宇宙最不可理解之處是它是可理解的。”人類需要在理解這個超級大轉型的基礎上，開始霍金所說的大設計。這個大設計需要集結人類在數學、物理、科技和工程上的智慧，還有所有藝術領域的成就。現在關於超級轉型的思考，關於元宇宙的構想，需要有多維宇宙和空間的思維能力。拓撲理論和M理論具有極大的啟發性。 g其中，M理論“是宇宙的完畢理論的僅有候選者”“是愛因斯坦所希望找到的統一理論”。
第二，大設計需要大實驗。迄今為止，人類的各種具有轉型意義的試驗，都以人類本身作為試驗對象，以地球作為試驗場所。現在，這樣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因為，人類已經無法承受試錯成本和後果，地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脆弱。人類在現實世界中無法解決的問題，需要到一個新的世界去試驗，元宇宙就是這種超級試驗的場所、載體和平台。或者說，元宇宙是超級轉型和大設計的實驗室，在已經成熟的技術支持下可以實現：
（1）融合形而上和形而下、超世代的試驗。
（2）關於現存所有科技大設備不足以實現的宏觀世界和微觀世界的試驗，以及歷史和物理世界假說的試驗。
（3）宇宙起源基因編輯試驗和矽基生命的試驗，還有傳統碳基人類與各類數字及虛擬人的共處模式試驗。未來元宇宙中的“人口結構”中，虛擬現實形態的人口數量將具有顯著優勢。
（4）模擬地球各種毀滅性災難的試驗。
（5）走向星際的未來諾亞方舟的試驗。總之，人類之前從來沒有這樣的機會和可能性，可以以元宇宙的虛擬現實方式，完成人類可以想像到的必要和緊迫的試驗。
第三，元宇宙大實驗的社會意義。基於元宇宙的大實驗，實現互聯網3.0、區塊鏈3.0、人工智能3.0、工業4.0的結合，不僅可以給人類思考、觀察和收穫新型體驗的機會，而且可以推動現實世界和虛擬現實世界的互動與移植。數字解放、數字自由和數字正義時代的來臨，使每個人，包括被稱為“數字時代無用階級”的人獲得機會和尊嚴。不僅如此，元宇宙大實驗還將構建人類和人工智能生命體共同的倫理和價值體系。人類終究會超越現在的人類中心主義，加速後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
結語
霍金說：“但真正的奇蹟也許在於，邏輯的抽象思考導致一個唯一的理論，它預言和描述了我們所看到的充滿令人驚異的千姿百態的浩瀚宇宙。如果該理論被觀測所證實，它就將是過去3 000多年來一場智力探索的成功終結。我們就可以說找到那個大設計了。”
人類正處於這樣的偉大時刻：大轉型、大設計和大實驗。元宇宙的出現正是時候（ just in time），元宇宙的功能則是包容一切（all in），創造可持續增長的新模式，這些都是元宇宙的魅力所在。 《易經》的“元亨利貞”觸及元宇宙之真諦，可以概括宇宙間的春夏秋冬、東南西北、上下左右，往來循環，無窮無盡。在元宇宙的“貞下起元”時刻，我們不僅要呼喚理性主義、科學主義、人文主義，還要呼喚似乎已經久遠的激情和浪漫。因為，科學不僅需要理性，也需要浪漫與激情。元宇宙會為技術烏托邦主義注入全新的生命力。
朱嘉明於北京
2022年4月2日
朱嘉明
經濟學家，現任橫琴新區數鏈數字金融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 20世紀80年代，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95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斯隆管理學院MBA。曾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擔任工業發展官員，曾任教於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等大學。代表著作有《國民經濟結構學淺說》、《論非均衡增長》、《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兩千年》，《未來決定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