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加坡就像一個踩中了風口的創業公司，但有多少人真的能夠從投資新加坡中獲益，有待觀察
文：劉以秦顧翎羽陳伊凡
從地圖上看，東南亞島國新加坡像一顆鑽石。這裡也被稱為“財富之城”，是東南亞唯一的發達國家，僅有728.6平方公里、568萬人口的新加坡，國土面積相當於中國上海市區（781.04平方公里），人口總數僅和廣西玉林市相當。從廣州白雲機場起飛，四個小時就能夠抵達新加坡。
中國人對新加坡既熟悉又陌生。不少中國人對新加坡的了解來源於前任總理李光耀，以及新加坡嚴格的律法——在新加坡不沖廁所屬於違法行為。
新加坡在國際上的重要位置來自它發達的經濟。地理位置優越，是全球重要的航運和港口中心之一。此外，新加坡是繼紐約、倫敦、中國香港之後的第四大國際金融中心，有約三分之一的世界500強公司的亞太總部都設在新加坡。
過去一年，“去新加坡”成為中國創投圈的熱議話題。去置業，先安家。新加坡房產中介陳先生在今年5月開出了13筆交易訂單，其中一單包含20套房產，客戶全部是中國人，有幾個客戶連房子都沒看就直接簽約。找他訂房的客戶有不少來自上海，他為此還學習了幾句上海話。
新加坡人鄔潤宇在中國生活了近20年，現在是中國新加坡商會上海副會長。他告訴《財經》記者，近來向他諮詢去新加坡工作的人越來越多。
從新加坡起飛，兩個小時即可抵達印尼首都雅加達或越南胡志明市。在許多公司決策者眼中，把新加坡當做通往整個東南亞市場的“橋頭堡”再合適不過。
不少人看到了這個機會。
今年6月，生物醫藥公司中國科興集團計劃投資20多億新加坡元（約100億元人民幣），在新加坡設立科研設施和國際商業總部。今年5月19日，台積電宣布將在新加坡投資10億美元建廠；5月20日，中國新能源汽車蔚來在新加坡交易所敲鐘上市。再往前，今年3月，電器品牌戴森宣布將全球總部遷往新加坡；2月，中國知名跨境電商平台SHEIN（希音）將公司控制主體變更為新加坡公司，創始人徐仰天獲得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
《財經》記者綜合多方採訪發現，當前中國公司選擇去新加坡主要有三個原因：開闢東南亞以及更大的海外市場；避開中國市場激烈的競爭；享受新加坡的法律環境和稅收優惠。
種種因素下，新加坡已經成為當下備受青睞的投資市場。新加坡就像一個踩中了風口的創業公司，估值一夜大漲，追捧者眾多，但有多少人真的能夠從投資新加坡中獲益？
有人嗅到了新機會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有不少客戶在談論去新加坡的可能性，一位國內頭部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告訴《財經》記者，他們決定去新加坡開設辦公室。
因為感受到了趨勢變化，一些投資機構和律所開始籌劃去新加坡。今年5月，李嘉誠旗下維港投資（Horizons Ventures）在新加坡開設辦事處，便於投資那些想在整個亞洲市場擴張的創業公司。新加坡是維港投資在中國香港以外的首個辦事處。
鄔潤宇20年前在一家美國公司擔任亞太區總裁，他和歐美企業的高管接觸頻繁，他們的觀點是，如果歐美公司想進入亞洲市場，新加坡是第一選擇，因為新加坡與西方國家文化接近，營商環境相對更好，各方面設施齊全成熟。
今天，他和中國企業高管溝通中的觀點認為，新加坡仍然重要。 “中國企業想出海，最好的第一選擇就是新加坡。”理由是，新加坡華人佔比數超過一半，語言溝通成本小，還有清晰明確的法律要求和相對優惠的稅收政策。
中國創投圈尤其青睞新加坡。躍為資本董事總經理李明達今年初回到新加坡，他的家人在新加坡，在中國發展幾年後，他選擇重新開始經營在新加坡的創投圈。
李明達發現，幾乎所有中國大型投資機構都在關注新加坡的機會。
此時來新加坡的中國投資人有三類，第一類是考慮投資市場。受到去年中國教培行業整頓的影響，許多投資人開始擔心中國的監管政策會影響其他行業，認為現階段海外市場或許更適合投資。
第二類是看中了新的商業機會。在新加坡，出門不可以只帶智能手機，這裡的人們習慣用信用卡支付，也有不少公司提供移動支付App，但都沒能改變人們的支付習慣。甚至在這裡叫網約車，也是刷卡或現金支付。這些是新加坡目前尚可挖礦的現成機會。
網約車、外賣、電商、移動支付等互聯網服務已經在新加坡和東南亞其他國家落地，但體驗都不算好。新加坡的外賣騎手騎的有自行車、摩托車，還有開車、步行，配送時長難以保證，遇到下雨天，很難叫到外賣，配送費也相對高昂。
新加坡的主要電商平台是騰訊投資的Shopee（蝦皮）和阿里巴巴控股的Lazada（來贊達）。新加坡寸土寸金，很難容下電商供應鏈裡的大倉，顧客在電商平台購買的產品，大多要通過跨境物流收貨，出關、入關導致時效性較差，物流成本也更高。由於電商平台沒有形成供應鏈優勢，很多時候價格都比在品牌方的官網售價更貴。
新加坡2021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高達7.28萬美元，有足夠強大的消費能力，但還沒有一家公司能夠充分挖礦這裡的市場。在新加坡的社區裡，早已出現了社區團購模式，基本都是由中國人發起，一個小區一起在淘寶上購物，再一起走海運物流運過來，這樣能省不少錢。
熟悉並掌握中國互聯網行業打法的人們，迫不及待想來到這裡施展拳腳。 2020年，包括字節跳動、騰訊、阿里巴巴、華為在內的多家中國科技公司，都開始在新加坡設立新的分公司或是擴張規模。
投資人聞風而動，“（中國）國內市場已經很難找到孕育新巨頭的領域了”，一位投資人告訴《財經》記者。
不僅如此，自從元宇宙概念走紅之後，Web3.0、區塊鏈，虛擬貨幣等領域也跟著水漲船高。但是在中國，這些領域或多或少都有相關政策限制。放眼海外，不同國家和市場對這些新興領域的法律要求各不相同，開放的國家屈指可數。
“華人世界中最擁抱元宇宙相關產業的就是新加坡。甚至有一些在美國市場都受限制的業務，在新加坡也可以做。”前述律所合夥人說，“可能瑞士、瑞典也很開放，但是離中國又太遠了”。
第三類則是更多考慮個人因素——通過投資移民。由於近年來想移民去新加坡的人數大漲，新加坡政府迅速提高了移民門檻。過去購買一套房產就可以辦理移民，現在則要求在新加坡當地開設公司，解決當地就業，以及繳納一定稅額。
新加坡敞開懷抱
中國人想去新加坡，新加坡也在積極主動吸引中國公司。
多個考察過新加坡市場的公司人士或對接此類業務的人士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幾乎都提到，在新加坡開公司非常簡單。前述律所合夥人在今年3月時，介紹一家中國公司來新加坡開設辦公室，只花了不到兩個月時間就全部辦好了。
一家芯片公司剛剛在新加坡註冊落地。該公司創始人提到，新加坡政府會主動提供園區以及租金補貼，還會提供便宜的法律、會計的服務。 “最近新加坡還在推出一個計劃，科技創業團隊的優秀人才，可以每個人有5萬新加坡元的補貼，我們也準備申請”。
謝採含是新加坡交易所北京代表處的首席代表。她告訴《財經》記者，新加坡拿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支持華人企業。中國企業上市途徑的選擇很多，過去並不太願意選擇新交所上市，新交所試圖主動物色一些優質中國公司，來打開中國市場。
中國電動汽車明星公司蔚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了。
2022年5月20日，蔚來以介紹上市的方式登陸新交所。一個月內敲定、兩週內落實中介、直接進入盡調流程。謝採含透露，新交所和蔚來在今年初才開始接觸，到上市成功僅用了五個月的時間，其中監管審核只用了兩個月。
為什麼能夠如此高效？她認為，原因首先是蔚來具有迫切的融資需求，且非常熟悉國際資本市場操作。 “其他公司一開始最關心的還是新交所能給企業帶來什麼，但我第一次見李斌，他就告訴我們如果蔚來在這裡上市將給新交所帶來什麼樣的好處。”
在此基礎上，新交所的獨特規則為蔚來打開了快車道——由於蔚來已經在紐約和香港上市了，有些盡調工作就不需要再重複進行，新交所的監管審核也可以依託一部分在另外兩個市場做的披露。語言和文化上相通讓新交所能持續與中國的監管機構保持良好溝通。
這是一場“雙贏”。蔚來上市之後，包括後續對接政府部門、產品在東南亞的推廣、國際機構和投資人的引薦等，新交所還在持續提供幫助。而對新交所來說，在蔚來之後，其不僅吸引到了大批有意回流的中概股公司的問詢，同時還引起了東南亞獨角獸企業的關注。
長期以來，新交所被認為資金礦池子小、流動性有限，與中國香港交易所相比，後者目前有近3000家上市公司，新交所目前只有700家公司。謝採含坦陳，新交所最大規模企業在中國香港也排不到前10名，但優勢在上市流程方面相對簡單、速度快，且投資人較為國際化，因此更適合一些已經在發達國家司法管轄區上市，且有意發展國際業務和東南亞市場的企業二次上市或介紹上市。
目前，新交所700多家上市企業中，來自大中華區的企業已經占到了所有上市公司市值的15%。近期湧入的中國企業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由於美股下架風險走高，尋求其他平台避險、資金多樣化的中概股；第二種是有意進軍東南亞市場，看重新交所在東南亞地區和國際資金間的連接角色。
無論動機如何，情況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過去中國企業來到新加坡上市，大多是迫於選擇有限；如今來到新加坡，這些企業更多是在國際化的發展中，主動選擇一個更適合自己的融資平台。
不過，就目前來看，去新加坡對於很多中國企業和投資人來說，還處於“考察”狀態。李明達明顯感覺到，很多人在說“要去”“想去”，但真正來了的人並不多。
通過觀察已經去新加坡的人和公司，或許可以幫助那些還在觀望的人們，更好地做出判斷。
有人才但拒絕加班
無論是公司還是創投機構，要去新加坡，第一件事就是招人。
新加坡政府規定，外國公司在新加坡設立公司，必須要有一個新加坡籍的董事。在中國香港和開曼群島，則沒有類似的要求。
2018年，人工智能公司商湯科技在新加坡成立分公司，史軍擔任商湯亞太業務事業群總裁。史軍是新加坡籍，2018年時，商湯還未上市，是科技創新型獨角獸公司，也是新加坡政府非常歡迎的企業類型。
新加坡國土面積小，資源有限，但是有錢，希望能夠戰略性引進人才和技術。史軍告訴《財經》記者，新加坡提供了人才激勵計劃，如果外來企業招聘有新加坡綠卡的人才，部分人員成本由政府提供；如果招聘新加坡大學半工半讀的博士生，所有的費用都由政府出。
另外，如果外來企業將區域性研發中心放在新加坡，還會有額外的退稅，不只是針對企業退稅，員工也能享受退稅。此外，新加坡政府還會當“媒人”，介紹產業鏈上下游的企業交易所合作。
但並不是所有企業都能享受這些優惠政策。史軍說，新加坡由於資源有限，“輸不起”，所以會對每一家外來企業做嚴格、深度的盡職調查，確保這家企業是新加坡政府希望發展的優勢行業裡的優勢企業。
新加坡在政策層面確實為中國公司提供了優惠政策和人才激勵政策。但現實是，中國企業招人委實不容易。
加入商湯之前，史軍在美國和日本的外企工作過十幾年。他記得，十年前，亞洲的日本人和韓國人最喜歡加班，現在，這項“榮譽”屬於中國人。但無論十年前還是現在，新加坡人的加班程度永遠排最後一名。
新加坡本地人的工作習慣是，準點下班，下班以後工作手機關機，週末絕不加班。
對於許多中國公司來說，員工不能加班恐怕是一個難題，尤其是在需要快速高效開闢一個新市場之時。
鄔潤宇還記得，30多年前他還年輕的時候，新加坡的年輕人是願意加班的，那時的新加坡也流行“奮鬥文化”。但是隨著社會福利水平不斷攀升，新加坡人更注重享受生活。
在新加坡，年輕人求婚時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一起申請組屋吧”。組屋是新加坡的特色政策，20世紀60年代，李光耀提出要讓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由政府出資，新加坡中低收入家庭可以申請廉價的組屋居住。到2008年，超過85%的新加坡公民住進了政府建造的組屋。
新加坡年輕人沒有沉重的經濟負擔，既有人均高收入，又不用擔心高房價，還有完善的醫療保障體系和家庭、教育保障體系。現下安好，他們沒有加班的動力。
李明達所接觸的、已經入駐新加坡的中國公司都在大力度招人。但進展不順。
中國公司更偏向於招在新加坡本地的中國人，但新加坡政府有規定，外來企業的員工中必須有一定比例的新加坡人，希望以此來解決新加坡本地的失業率問題。
新加坡的人才培養優勢其實非常明顯。新加坡有兩所頂級高校，新加坡國立大學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最新的QS世界大學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分別位於11位和12位。不僅如此，新加坡人申請常春藤大學或是考清華、北大都比在中國要容易得多。
在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和美國研究機構波圖蘭研究所（Portulans Institute）聯合發布的“2021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中，通過對國內環境、人才吸引、人才培養、人才保留等指標進行評估，新加坡在134個國家中位列第二，也是唯一躋身該榜單前十名的亞洲國家。對比之下，中國位列37名。
但新加坡培養的人才高度同質化。李明達說，新加坡的金融、管理方面的人才非常多，在新加坡創業的本地人中，大多是投行、諮詢公司背景，但也僅限於此。如果落到實際業務拓展和技術研發上，新加坡則並沒有明顯的人才優勢，更多核心人才是中國公司從國內帶過去的。
營商環境與文化衝突
李文卓是前美團閃購業務的運營負責人，先後孵化了美團外賣和美團閃購。他第一次去新加坡，要追溯到2015年。當時中國已經歷過共享單車大戰，而在這裡他感覺是“互聯網的荒漠”。此後他逐漸對中國國內互聯網公司燒錢補貼、跑馬圈地式的擴張路數感到厭倦。隨著新加坡的互聯網公司慢慢多了起來，他預感下一個爆發的機會屬於新加坡。
李文卓覺得新加坡值得一搏。 2019年1月，他揣著一張旅遊Visa隻身來到新加坡，給自己定下目標，盡快獲得永久居民身份，開始創業。當時他的家人都留在北京。他想盡辦法勸國內的朋友過來發展，都遭到拒絕——除了想過來享受生活的人。
三年後的今天，情況已經截然不同，在疫情的催化下，2020年起，新加坡互聯網行業開始起飛，新加坡本土跨境電商Shopee等明星公司市值暴漲，從而開出高薪搶人。 Shopee的一位前員工向《財經》記者回憶，起初，Shopee在中國招聘程序員來新加坡對候選人英文有要求。漸漸地，英文要求和招聘門檻不斷降低，“只要在國內大廠工作過都可以先來，來了新加坡再培訓英語”。
此時，由於中國監管政策的調整，一批從事線上教育和加密的人主動來到了新加坡。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大佬”也好、普通工薪階層也好，李文卓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帶著淘金夢想來到新加坡。他建了一個來新加坡工作生活的諮詢群，僅僅憑藉他自己朋友圈裡的口口相傳，很快就滿員了。
這種火熱一直持續到最近新加坡政府收緊了工作Visa和永久居民的發放。一位新加坡房產中介人士告訴《財經》記者，由於大量外來者的湧入，最近半年，新加坡無論是買房還是租房的成本都漲了20%-30%。 “歸根結底，新加坡並非一個移民國家——過來這里工作容易，紮根生活很難，想獲得綠卡更是難上加難。”
中國人選擇新加坡，一個重要原因是對新加坡有親切感，同屬中華文化圈，生活中可以用中文交易所，但真的來了，才發現真實情況並不如想像中美好。
新加坡要求外來公司要有至少一名新加坡籍董事，許多中國公司試著招一個本地人來當董事，但又不希望他參與公司經營，只領固定薪水。矛盾由此產生。新加坡籍董事不斷加碼提要求，要求查看公司的具體信息和數據，要求更高的薪水。
有中國人去了新加坡，聊工作時提出，“加個微信吧”。大多時候都會被拒絕，新加坡人認為，工作往來應該通過郵件，他們並不用微信。
投資人之間也會有摩擦。李明達說，新加坡投資人對中國公司非常感興趣。中國市場廣闊，在移動互聯網領域領先世界，也有大量先進的科技創新公司和新興消費品牌，都是新加坡投資人想學習的地方。
他們想交易所，但又怕交易所，不願意共享數據與信息。 “新加坡人做事比較一板一眼，他們覺得中國人有的時候不講武德”。
中國投資人除了看公司的財務數據和報表，還會去深入調研，實地了解行業的真實情況，大多數投資機構會把投資人按照不同行業來分組，讓投資人能夠深耕行業。但是新加坡的投資人不會這樣做，他們不分行業，只看數據。
新加坡的VC（風險投資）圈裡聚集了來自美國、歐洲、日韓、中國的各路投資人，但他們之間又存在博弈。例如，日韓投資人不看中國人的創業項目，中國的投資人也不願意和他們合作投資；新加坡本地公司更願意接近中國台灣的投資人，覺得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的投資人“進攻性”太強。
一直以來，新加坡營商環境都是典範，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2020》顯示，新加坡在全球190個國家與地區中排名第二，與上一年相同，僅次於第一名的新西蘭。
但是優秀的營商環境不代表對每個人都友好。很多人公司和投資人在新加坡都會遇到“水土不服”，到了文化更多元，營商環境還不如新加坡的東南亞其他國家，挑戰更大。
新加坡能統籌東南亞？
不少中國公司看中新加坡，是認為新加坡還具備一個重要功能——輻射整個東南亞市場。目前東南亞地區人口數量超過6.5億，是除中國、印度之外人口最多的區域市場。
中國商人汪曉明在菲律賓有一家金融科技公司，他很早就決定要去新加坡開設辦公室。 2019年時，他曾去新加坡考察，還沒等他決定是否要在新加坡開展業務，新冠肺炎疫情就來了，出國變得麻煩。
到今年，他不想再耽誤了。他認為，如果把東南亞看作一個國家，新加坡就是首都，整個東南亞的資金和人才都會向新加坡聚集。而且從新加坡去越南、泰國、菲律賓、印尼都非常方便，相當於在中國不同城市間往返。
東南亞代表性科技公司是Grab，Grab相當於東南亞的滴滴+美團+支付寶，業務包含網約車、外賣、酒店預定和移動支付。這家公司是不少美國人和中國人試圖了解的明星公司。
史軍對Grab很熟悉，他認為Grab是典型的美式文化公司，創始團隊大多畢業於哈佛大學。他認為這樣的公司很適合來新加坡。
Grab成立於2012年，最早是一家馬來西亞公司，主營業務是適合馬來西亞本地習慣的摩托車約車服務，後來發展到網約車以及其他業務。 2014年，Grab獲得淡馬錫投資，將總部搬到新加坡。淡馬錫是新加坡國有控股的投資機構，新加坡政府希望通過投資，將優秀的企業吸收進來，再推向全球。
目前Grab的業務覆蓋了東南亞八個國家。但並不是簡單的業務複製、擴張。在不同的國家，Grab的管理團隊都是獨立的，不受新加坡總部的直超越理，每個區域都有本地的CEO。 “因為東南亞各個國家的監管政策都不一樣，即使是同一家公司，也無法統一管理。”李明達說。
史軍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他說，把新加坡的業務模式直接輻射到東南亞，“不切實際”。
史軍提到，新加坡、泰國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市場和業務各具特點，在其他國家不宜完全照搬在新加坡拓展業務的模式，需要在本地市場了解客戶需求，提供針對性產品和服務。
一位在東南亞發展業務的中國公司高管提到，新加坡人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人完全不一樣，在新加坡，上班族幾乎每天都西裝革履，但是到了越南、柬埔寨，“他們看見你穿西裝，都不想跟你交易所，那邊會更接地氣一點，去那邊出差我們都會盡量穿得隨意一點”。
2022年2月18日，新加坡最大的金融區萊佛士坊，午休時段外出的上班族們。圖：法新
汪曉明也認同，從新加坡很難輻射到東南亞其他國家，但他仍然認為，“如果要做東南亞業務，肯定是要去新加坡的。”
在東南亞，新加坡之外的其他國家，很多本地人甚至連信用卡都沒有，這也意味著沒有信用記錄、消費習慣等相關數據，擅長做大數據分析的中國公司難以發揮技術優勢。
汪曉明的公司做的是類似“花唄”的服務，給本地用戶提供消費貸款。一開始要做地推，他從中國國內挖了美團的人過去作為核心骨幹，再從本地招人組建地推團隊。地推工作要快速起效，就需要加班。他也遇到了本地員工不願意加班的問題。
他並不認為這些問題無法解決，“說到底是人的問題，你要找到對的人。”他採用嚴格的淘汰制，每次招100個地推員工，制定嚴格的KPI標準，“完不成就走人”。最多的一次，100個人裡只留下了15個人。
但是如果不去新加坡，就招不到高端人才。他明白短時間內幾乎不可能把菲律賓的業務搬到新加坡，他決定即將成立的新加坡總部不涉及具體業務，只做技術研發。 “你如果從國內招人，跟他說去菲律賓他肯定不願意，但是去新加坡就不一樣了。”
機會和掣肘
今年2月，來到新加坡三年，即將40歲的李文卓決定正式開始創業之旅。
李文卓的創業產品Slash是一款創作者工具，簡單來說，就是為想要進入Web3.0的人提供自己創作和交易NFT（非同質化代幣）的平台。新加坡已經是Web3.0創業中心，包括Coinbase（比特幣公司）、FTX、a16z（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等全球頭部Web3.0企業已經選擇在這裡設立區域總部和發展中心。
新加坡經濟協會（SEE）副主席李國權在今年6月提到，新加坡國家很小，在金融創新跟科技創新方面，必須採取非常開放的態度，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為以區塊鏈、元宇宙和Web3.0技術為核心的金融科技創新創業企業，專門提供了“監管沙盒”政策。 “任何在現行法律架構不能夠容納的，或者暫時無法完全滿足監管單位合規要求的金融創新，我們都會允許這些企業和新創項目在新加坡進行試驗。”
李文卓的平台需要大規模用戶，才能變現。然而，即使新加坡有大量Web3.0可能落地的場景，李文卓表示，Web3.0依舊只是一個極其小眾的賽道。他預計，在三年內，他的創業都會無比艱難。
“因為實在是太早期了。”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李文卓多次流露出對Web3.0的長期看好和對當下現實骨感間的矛盾。他試圖為公司尋找融資，但是接觸到的投資人都在問他，“你們為什麼不發幣？”
這是一個暗號。發幣，在幣圈相當於提前IPO（首次公開募股），對資方來說意味著可以移除，這大大縮短了傳統IPO移除獲利7年-8年的周期。但是，對李文卓來說，這種做法和他的創業理念相悖，他不想賺快錢。
他認為，新加坡的Web3.0創業者至少有四個區別於北美地區的特點：一是這些創業者中多華人，“很多是國內幣圈出來的人”；二是創新有限，主要商業模式還是中心化在遊戲和金融科技；三是對投資者的吸引力相對欠缺，這也與東南亞地區資本市場尚待發育、移除機制不完善有關，和北美地區公司單筆融資可達數千萬美元不同，這裡的融資金額可能只有幾萬到幾十萬美元不等；這幾點又導致了創業者們的共識不足，相當多的人都抱有“撈一把”的目的。
他的一個悲觀判斷是，從今年春天開始的這種創業熱潮也不會持續太久，受制於技術發展和落地場景的不健全，接下來1年-2年，隨著全球經濟環境的普遍衰退，新加坡Web3.0的創業也將進入一個冷靜期。
除了Web3.0，半導體也是新加坡的一個重要產業。
今年，王洋（化名）和他的創始團隊計劃將公司設在新加坡，該公司從事半導體設備研發。
“對我們來說，設在矽谷是最方便的，因為家都在那裡。”王洋說。但出於政治因素考量，不論是在美國，還是設在中國，都可能會受到來自政治環境的限制。
新加坡是最優的選擇。不僅不用擔心貨源限制，還有政策支持和現成的廠房。
20世紀90年代，新加坡政府推動半導體產業的國產化。 1991年，新加坡成立微電子研究所（IME），這個機構是新加坡政府和國家大學贊助成立的，從事微電子領域的研究和開發，一些開發項目與企業聯合，還有一些項目直接服務於企業。
例如，一些企業加盟IME，組成一個聯合體，一起來改進某一項技術。這段時間，一批跨國公司在新加坡建廠，包括惠普公司將芯片設計中心引入新加坡、意法半導體在新加坡建立生產基地。 1987年，特許半導體在新加坡成立，一度是全球第三大晶圓代工廠。
1994年，新加坡政府建立了集群發展基金，由政府負責管理，用以支持目標項目，推動產業的發展。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新加坡已經建立了一個包括IC設計、晶圓代工、封裝和測試諸多環節，較為完整的半導體產業生態。
過去數十年，包括英飛凌、ST、美光等全球半導體大廠紛紛選擇在新加坡設廠。根據新加坡半導體工業協會統計，半導體業作為新加坡電子領域增長最快的部分，2021年產值同比增長30％。 2018年新加坡半導體行業協會稱，新加坡已經佔據了全世界半導體設備約四分之一的出口份額。
但對於王洋來說，在新加坡建廠的整體成本可能會很高，相比之下，馬來西亞反而是建廠更合適的地方。 “新加坡本地人到金融行業的比較多，在新加坡的半導體公司，員工很少有新加坡本地人。”他告訴《財經》記者。
與一般認知不同，新加坡的優勢產業不僅有現代服務業，高端製造亦是其一。縱觀歷史，新加坡歷次產業轉型都是以製造業為主導，這有效扭轉和延緩了“去工業化”進程。
2016年起，新加坡相繼推出了產業轉型的計劃和政策，意圖在新國際經濟形勢下重塑國際競爭力。此前，由於人口老齡化和生育率下跌，新加坡飽受勞動力短缺之苦，同時傳統優勢產業電子信息業、化工、生物醫藥和海事工業等正在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內憂外患之下，產業必須向高端和數字化轉型。
上海市改革與發展研究院研究室主任紀慰華和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蘇寧曾在2020年撰文，概括了新加坡建設全球科創中心最具有代表性的舉措。它們包括：發揮政府主導力量，從國家層面全力支持；借助跨國公司和全球網絡，搭建開放式創新體系，提升本國自主創新能力；為中小微企業打造優越的發展環境，尤其是優越的融資環境和知識產權保護體系。
紀慰華和蘇寧認為，雖然這種模式高效、聚焦、務實，在極短時間內就奠定了新加坡在全球創新體系中的地位，但新加坡長期以來依靠外資推動、借助跨國公司力量的做法也導致本土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較弱、本國原創技術較少等問題。
誰能從中獲益？
2020年9月，字節跳動計劃在未來三年斥資數10億美元，在新加坡建立數據中心，用來運營TikTok和飛書。同年，騰訊宣佈在新加坡設立辦事處，作為騰訊東南亞區域中心。
對東南亞和中國企業來說，新加坡是一個連通周圍國家資源的樞紐：處於東西之間，溝通便利、文化有連通性，一定程度上利於進入更大市場。
隨著地緣政治風險增高，這種中立和連接的優勢被放大了。在中概股回流、中國企業出海的背景下，新加坡成了僅次於中國香港的第二選擇，對想要淡化中美貿易摩擦影響、規避投資機構屬地限制的中國企業來說，一個新加坡上市公司的身份，在特殊時期極具誘惑力。
“企業可能不會把所有的財富永久放在這裡，但有一部分財富留在這個平台就是保障。”謝採含向《財經》記者表示，新交所也在利用這段時間市場避險情緒升溫，擴大自己對一些具有特定需求的海外公司的吸引力。
和一些大型交易所不同，新交所更加追求差異化發展。 “這裡更適合5億-50億新加坡元市值區間的公司，這些企業來到新加坡，找到好的投資人的能力、上市後的換手率、交易量，都會比同規模的企業在中國香港來的好。這也是新交所重點支持的對象。”謝採含表示。
無論新加坡環境如何、扶持力度如何，對於想去新加坡發展的中國公司來說，最重要的還是自己能夠融入當地市場。
在中國創業或是發展新業務時，許多公司習慣於快速地“從0到10”，這是中國市場環境決定的，一方面用戶數龐大，另一方面競爭激烈。但是在新加坡，速度顯然需要放慢。
過去幾年，有不少中國消費科技互聯網公司試圖在新加坡和東南亞市場複製中國的移動互聯網業務，但都未有明顯成果，這裡並不適合瘋狂的地推、燒錢、擴張。與此同時，東南亞市場的移動互聯網的基礎設施已經搭建成熟，ToB類型的創業機會或許更大。
在中國，許多公司在做數字化軟件開發時，更願意自己搭建一個團隊，定制化符合公司需求的軟件。但是在新加坡，相關人才不足，企業更願意直接採購服務。這是機會。
不僅如此，在新加坡研發、沉澱的技術，也更容易推廣到西方市場。這又是另一層機會。
不過，當真正踏出第一步時，中國公司還要考慮一個實際問題：去了新市場，意味著一切都要從頭開始，招人、尋找合作夥伴與供應商，搭建商業人脈等等，而真正的市場空間有多大還是未知數。現實和願景實現之間，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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