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T 或可改進博物館和畫廊鑑定可複製藝術品的紙質證書。但要挖掘這種潛力，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Nancy Baker Cahill:《合約殺手》(社交)，2021年
2014 年5 月，在New Museum 舉辦的Seven on Seven 年度大會上，凱文麥考伊和安妮爾戴什展示了他們的商業概念＂錢圖＂（喻意圖形貨幣化）。該會議旨在將藝術家與技術專家配對。麥考伊和戴什的錢圖是NFT 的原型，它由購買協議和代幣化的鑑定證書（COA）組合而成。早在2013 年10 月，麥考伊就在留言板上發帖，表示他有興趣＂開發一個系統，可以將以合約形式規定的所有權代幣或消息被嵌入區塊鏈交易＂。 Seven on Seven 大會結束後，他創辦了錢圖公司。大約在同一時期，德國初創公司Ascribe 開發了一種保護區塊鏈數字藝術的機制，並於2014 年發布了協議、後端和應用程序。儘管獲得了一些關注，但錢圖和Ascribe 最終還是失敗了。當時無論在技術上還是大眾對區塊鏈的理解，都不足以讓這些公司的工具實現商業化，無法釋放其潛能。
凱文麥考伊:《量子》，2014/2021
這些在區塊鏈上對藝術品進行鑑定的早期努力，讓我們看到了NFT 的潛力。它們將加密代幣的功能，看作組合了更多改進選項的高級數字版本的鑑定證書，比如為出售和收取版稅設定許可。為了支持採用媒介進行創作的藝術家，錢圖專注於數字藝術；儘管有一些機構和收藏家收購了部分作品，但它仍在努力尋找自己在藝術市場上的位置。審視如今的NFT 版圖，人們可以推測，創立當今NFT 市場的加密企業家，其動機並非是為了支持數字藝術家，而是由於想掙大錢的創作者急於加入數字圖像和藏品市場，為他們創造了拓展這些市場的便利性。將加密代幣用作銷售機制的做法，掩蓋了它成為高級的、具有擴展性的鑑定證書的潛力。為了確保NFT 久盛不衰，這種潛力必須通過為藝術家、博物館和嚴肅的收藏家提供更多的效用來實現。
加密代幣作為高級的、具有拓展性的鑑定證書的潛力，被將其用作銷售機制的做法所掩蓋。
＂NFT 藝術＂一詞通常用於描述出自表情包（Meme）和收藏品的數字美術作品，給人的印像是：這樣的藝術使用了一種新媒介。然而，它掩蓋了NFT 與數字藝術沒有內在關聯的事實。 (它只適用於藝術家使用區塊鍊和代幣作為媒介的情況，而這只佔所謂NFT 藝術很小的一部分。) NFT 駐留在區塊鏈上，而由它們鑑定的藝術品卻通常不是。智能合約作為鑑定證書和採購協議的組合，包含一個帶有元數據的鏈接，該鏈接指向中心化服務器，並反過來鏈接到實際的藝術品，通常存儲在用於建立點對點網絡協議的IPFS（星際文件系統）中。
因為與藝術作品沒有內在關聯，任何類型的藝術都可以鑄造成NFT，甚至是不可再現的非數字形式，如繪畫和裝置。事實上，大多數的數字藝術形式，從裝置藝術、軟件藝術到虛擬現實，甚至大多數純藝術都不容易再現。以往，數字藝術品的真偽不需要靠NFT 來確保。幾十年來，它們通過紙質證書進行認證，以單品或者不同版次作品的形式被收藏家和機構購買。只有某些類型的數字藝術，如容易被複製的數字圖像，和在互聯網上＂存在＂並傳播的短片，可以受益於NFT 提供的數字所有權公共記錄。
Sol Lewitt: 牆上繪畫#1073, 2002。新學院藏品
在美術領域，大多數被稱為數字藝術的作品都比JPEG 或GIF 動畫複雜得多。進入NFT 領域的藝術家和畫廊，為了適應市場的限制，現在經常把複雜的交互式數字藝術作品製作成靜態圖或短片，再鑄造成NFT。由於NFT 市場的火爆，這些作品本身的價格比作為NFT 銷售的節選版本要低。因此，對於博物館或數字藝術的忠實收藏者來說，作品本身比從其衍生而來的NFT 有趣多了。
藝術的貨幣價值始終圍繞著作品的稀缺性和真偽建立，而攝影和視頻等可複制媒體的稀缺性，則由版次來保障。安迪·沃霍爾等藝術家，甚至成功地將布里洛盒子（Brillo Boxes）等量產商品的複製品變成了價值極高的藝術品。對於畫廊和交易商來說，鑑定證書是確定貨幣價值的關鍵；對於不從事買賣的博物館來說，作品來源和研究價值則是關鍵。 NFT 使定價觀念發生了微妙的轉變。傳統上，收藏家和機構所購買的藝術品必須附有鑑定證書。在NFT 的情況下，他們購買的證書是代碼化的所有權，並且通常還包括藝術品的位置。大家所說的＂購買＂NFT 不是指通過NFT 來獲得某件具體的藝術品。銷售機製本身已經被商品化了──這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里程碑。藝術家蒂諾·塞加爾是這些市場機制的終極破壞者之一，他曾經不使用任何文件（無論銷售合同還是鑑定證書），僅僅通過口頭約定的形式把自己的演出賣出了五位數的價格。
三枚代幣，出自Jonas Lund 的MVP（最具價值畫作），2022年
NFT 藝術的影響毀譽參半。好的一面是，加密世界中已經有人發現了數字藝術形式的廣度和歷史深度，開始收集它們。不利的一面則是，＂NFT藝術＂的標籤把以區塊鍊為媒介的作品，與通過代幣化鑑定證書出售普通數字圖像的銷售機制混為一談。一些藝術家利用區塊鏈的生成潛力對這種銷售機制的商品化作出表態。藝術家Jonas Lund 的MVP（最具價值畫作）2022，是一件由512 幅數字圖像組成的參與式藝術作品，這些圖像都經歷了轉變的過程。當一個MVP 被鑄造出來並賣掉時，其屬性能夠決定其餘MVP 的演化：由一個合適的算法來跟踪每個MVP 的社交媒體參與度，並根據該數據＂優化＂後續圖像的構圖來推高關注度。因此，最後出售的那副圖像捕捉了項目過程中由觀眾和收藏家的偏好賦予它的所有美學價值。
目前著重把NFT 當作銷售機制的做法，削弱了將其用作拓展版鑑定證書的潛力。通過將所有權和來源記錄與靈活的版權細節、銷售和保存策略相結合，NFT 可以成為一種更加精巧的認證工具。紙質鑑定證書通常與購買協議分開存在，也與機構和藝術組織為未來藝術品展示和保存而收集的信息分開。一個罕見的例外是Sol LeWitt 的概念作品，他的牆上繪畫包括作品本身（執行說明）都在鑑定證書上。在所有的模擬（非數字）作品中，LeWitt 的鑑定證書最接近於在區塊鏈上鑄造作品代碼的NFT，例如Rafaël Rozendaal 的生成性抽象NFT。
Rafael Rozendaal的《無盡的無名# 983》靜幀，2021年
雖然NFT 確實為初級鑑定證書急需的升級帶來了巨大的希望，但距離潛力變現仍然很遠。大多數NFT 的鑄造，服務於購買新創建的圖像或GIF 動畫的買家，也就是說作品沒有過往歷史，不像那些已經存在的、更老的作品，這些作品過去的所有權可以被詳細編碼。此外，博物館在獲取藝術品的過程中收集的深度信息，可能不容易嵌入智能合約或存儲在鏈上。對於所有形式的數字藝術作品——純藝術、軟件藝術、裝置藝術、虛擬和增強現實，這些信息包括了作品及其創作的歷史；所用材料、技術和專門知識；技術規範；安裝說明和保存相關的信息，從文件格式及其結構、組織、意義和功能，到電氣線路，甚至牆的顏色和表面處理。所有這些信息都可能被存儲在鏈下，這需要一個能夠替代博物館服務器的理想的存儲庫。
銷售機製本身已經商品化:這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里程碑。
Left Gallery（2015-2022）由藝術家Harm van den Dorpel 參與創立，它開發了採用擴展語言的更複雜的智能合約，指向作品的公開展示副本（存儲在IPFS 上），並為收藏者提供完整的檔案包，包含保存建議和藝術家創作意圖等信息。 Left Gallery 的合約還在藝術家的服務器上創建了一個元數據文件的數字孿生，鏈接到智能合同進行驗證，這樣藝術家就可以驗證自己的作品，並保留自己的主權身份。一些藝術家正在解決智能合約的固有缺陷。 Nancy Baker Cahill 的《合約殺手》（2021）是一系列針對特定場所的增強現實作品，展示了正在消融的握手場景。通過將它們鑄造成NFT，她將智能合約置於社會、司法、金融等其它類型的合約之中，強調所有這些合約的不穩定性。 Baker Cahill 一直在與律師Sarah Odenkirk 合作，為數字藝術品的所有者和創作者創建鏈下合約。
與承諾不符的另一個領域，是區塊鏈所有權記錄的透明度問題。雖然一件作品的出處和歷史（包括所有權的變化）對公眾是透明的，但許多NFT 是通過匿名錢包購買的，掩蓋了所有者的身份。並不是每個買家都想要透明化，長期以來，匿名對於那些希望保持藏品隱私的高端收藏家來說是很有價值的。與此同時，沒有一個系統可以做到完全安全，匿名性也可以被破解。
NFT 領域仍處於萌芽階段，需要解決許多系統性問題，從與鑄造和交易市場相關的環境可持續模式，到一系列安全問題。然而，NFT 正在實現成為各種藝術品的擴展性鑑定證書的潛力，這將是與藝術品市場建立聯繫的關鍵因素。
Christiane Paul 是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數字藝術的兼職策展人，也是紐約新學院的媒體研究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