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EFF JOHN、ROBERTS、YVONNE LAU
原標題：《The making of Binance’s CZ: An exclusive look at the forces that shaped crypto’s most powerful founder》
編譯：郭倩雯、麟奇、谷昱，ChainCatcher
趙長鵬此刻正坐在迪拜家中的書架前，這里和巴黎一樣，是他稱之為家的地方。視頻裡的他和藹可親，態度溫和，甚至十分謙遜。這與其競爭對手最熟悉的形象恰恰相反：他野心勃勃，將將幣安打造成了世界上最大和最有影響力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他習慣於用不同的面孔與他人打交道。 “如果美國人與我打交道，他們會覺得我是亞洲人——比大多數美國人略微多一點亞洲人的特質，但比他們認識的其他亞洲人又少一點亞洲人的特質。如果亞洲人和我打交道，他們會覺得我像美國人，但比他們平日接觸的美國人少一點美國人的特質。我算得上是介於兩者之間的狀態。”
最近，趙長鵬的強硬一面讓他遭受嚴格審查。趙長鵬和幣安在策略上製胜對手、玩弄寬鬆的法規，從而大獲成功——每當有國家能夠提供最有利的法規時，這位創始人就會在此處安營扎寨，各國政府包括美國都指責幣安具有欺騙行為，違反國際制裁和洗錢規則。
幣安堅稱已改變運營方式，現在合規才是目標；趙長鵬在代言這家改過自新的公司時，展現的總是他說話溫和、為人謙卑的另一面。但幣安的轉變引起人們對趙長鵬的真實面目和他如何建立起業務的疑問——有關趙長鵬背景和幣安運營的公開記錄十分少見，這讓這些問題顯得更加尖銳。
對趙長鵬背景的仔細研究填補了其中的許多空白，揭示了幣安創始人如何在雙重身份中轉換——多年來他以強硬手段擊敗商業對手，又能維持著態度友好的普通人形象。本雜誌對他的過去進行詳細調查，參考對他熟人的採訪和中文媒體的廣泛評論，發現了塑造趙長鵬身份的兩個世界：他成長時期所在的加拿大；他作為“海龜”回到的中國，他在本世紀前半葉乘著上海崛起的東風，一舉站在全球商業的最前沿。
趙長鵬吸收了兩地的經驗，既掌握了許多中國科技界早期瘋狂時期盛行的殘酷商業策略，同時保留了加拿大人那種漫不經心、不具威脅的性格——這種行為轉移了人們對其戰術的關注。
直到最近，趙長鵬還經常對加密貨幣和商業媒體發表講話，但在過去幾個月裡，他已經完全減少了這種露面的次數——因為監管環境令人憂心忡忡，同時幣安認為媒體對公司和趙長鵬進行歪曲報導。此次他打破一如既往的緘默，接受了《財富》雜誌的採訪，分享了許多以前沒有報導過的生活細節。本次採訪提供了趙長鵬經營業務的第一手資料，認為他的成功與中國僑民群體的發展趨勢吻合，並將解讀他智慧但性情冷淡的父親如何影響幣安作為加密貨幣巨頭的出現。
學者父親帶領一家遷往國外
Keremeos Court建築是一系列整齊的家庭聯排別墅，除了環境令人耳目一新，它的其他方面並不引人注目。這些住宅被由味道濃烈的雪松和蕨類植物組成的巨大雨林環繞，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2000英畝校園的一部分，校園位處溫哥華的最西邊，緊鄰太平洋。
1989年，12歲的趙長鵬與母親和妹妹來到這裡，與他的父親會合。趙長鵬說父親一生愛書，即使下鄉期間仍然堅持學習，父親在學術上持之以恆，最終在加拿大找到一個研究地球物理學的博士項目，幾年後他帶著家人來到UBC和他一起學習。
趙長鵬在溫哥華的拉德納鐘樓前，由父親攝於1989年左右。照片由趙長鵬提供
這裡的環境與趙長鵬幼年時的鄉村完全不通。在江蘇省，學校與教室稀缺，教室裡擺放著樸素的石桌——這在資源匱乏的農村地區十分常見，冬天時學習更是難上加難。像他的父親一樣，趙長鵬了解中國的貧困和匱乏，也意識到學術可以成為避難處。 10歲時，他們一家離開鄉村，搬往中國的一個小城市合肥，也是中國科技大學的所在地。
在這片知識綠洲中，趙長鵬會坐下來聽高年級學生之間辯論，他們有時會讓他下棋。 “趙長鵬回憶道，“那些人教我如何下象棋、如何下圍棋。他們談論校園裡不同的事情，甚至談論政治。我認為與比你大七到十歲的人呆在一起，確實[使]你思考問題的方式與你這個年齡段的孩子略有不同。 ”
當趙長鵬一家來到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時，他們從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搬到了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度之一。溫哥華於19世紀70年代建立，除了原住民社區外，很少有人踏足此處。這座城市很快成為門戶，連接從中國到加拿大的貨物和人員流動——幾十年來，它是反華種族主義的據點。這種偏見的表現包括臭名昭著的“人頭稅”，以阻止中國男人把妻子帶到加拿大，即使是他們建造了該國的鐵路和溫哥華市的大部分地區。 UBC的歷史學家和中國移民學者Henry Yu說：“儘管[温哥华]一直有中國人，但他們像哈利波特一樣住在樓梯下。他們是僕人，而不是房主。 ”
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政府已經完全改變態度。加拿大為了振興和多元化發展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開始吸引它曾輕視的太平洋彼岸的移民。該計劃包括為那些投資40萬加元的人提供簽證，吸引像趙長鵬父親這樣的學者。渥太華打算向雄心勃勃的中國人發出信號：“如果你想在全球經濟中獲得成功，加拿大正為商業敞開大門。”
反亞裔情緒在溫哥華仍然存在，亞裔在社區的某些地方會仍十分不受歡迎，但趙長鵬並不經常遭遇種族主義。他就讀的高中由各族裔學生組成，其中大部分人與大學有聯繫。不過，趙長鵬在一些關鍵方面與他的同學們不同。他回憶說，儘管有幾十個其他亞洲學生，但他是僅有的兩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之一。大多數人來自更富裕的香港和台灣，他們和趙長鵬不同，並不居住在為研究生和校園工作人員保留的簡陋房屋中。
趙長鵬回憶起自己的家庭和其他學生之間存在巨大的貧富差距，以及講中文的富裕移民群體中存在的區別。他說：“香港的孩子們更喜歡品牌，時尚品牌、跑車等等。台灣人，雖然都非常富有……但是有一種更謙遜的態度，我和他們相處得更好。我從台灣家庭學到很多謙遜的價值觀。”
如今，幣安及其BNB代幣享有的高估值意味著趙長鵬身價數十億，但他至少在公開場合仍然保持著“謙卑的價值觀”。與加密貨幣群體中更令人生厭的人相比——有些人買了不會開的蘭博基尼並告訴加密貨幣懷疑論者“享受貧窮的樂趣”——趙長鵬從未展現過浮誇的一面。
在溫哥華，他的母親從事縫紉工作，父親開著一輛破舊的達特桑汽車，趙長鵬經常乘坐朋友父母的寶馬車來回於排球比賽，他是排球隊的隊長。在他的記憶中，唯一的大筆開銷是父親花了7000加元——這在當時是一個驚人的數字，買了一台IBM兼容的286電腦，父親用它來做研究，同時也教兒子如何編程。如果你想從趙長鵬的早期生活中一窺他將成為億萬富翁的線索，這可能就是一個。他從被別人稱為天才的父親那裡學習，這在趙長鵬以後的生活中至關重要，因為他建立的技術將為幣安提供動幫助。趙長鵬說，“我的父親是技術方面的導師。”
大約1990年在溫哥華，趙長鵬在使用他的第一台電腦，照片由趙長鵬提供
在高中時，他的一些更富裕的朋友開始工作，主要是為了尋求新鮮感，或是因為他們的父母想讓他們了解工作的嚴酷。趙長鵬是唯一幾個靠工作可以維持生計的學生之一。這包括夏天在雪佛龍公司通宵值班，並在麥當勞工作了兩年。在他後來成為加密貨幣大亨的生活中，有人以趙長鵬在快餐連鎖店工作的經歷取樂。但是，與一些出身貧寒的富人不同，趙長鵬從未將自己與曾經所處的工人階級保持距離，甚至轉發自己穿著麥當勞服裝的圖片。
總的來說，趙長鵬把他的高中時代描繪得很愉快，甚至將其形容為田園詩般的生活。他很享受擔任排球隊隊長和參加加拿大全國數學競賽的四年。他從一位體育老師那裡得到了“冠軍”的綽號。趙長鵬的高中朋友Ted Lin說，這個名字很可能是由於學校裡的許多人都在不會發“長鵬”的讀音。趙長鵬只是在進入加密世界後，才採用了他現在的名字趙長鵬。他說，他早些時候曾嘗試使用“CP”這個名字，但網上的朋友告訴他這是非法市場上“兒童色情”（child porn）的簡稱後，他放棄了這個名字。
儘管他對溫哥華（他說他想在那裡退休）和加拿大很有好感，但他的一些行為卻掩蓋了他所宣稱的好感。他承認，他已經多年沒有踏足這個城市，而且他在那裡沒有任何積極的家庭或慈善方面的聯繫。儘管如此，趙長鵬堅持認為，他是加拿大人，不僅是因為他的護照信息，而且是因為他的性格。他說：“我像一個加拿大人一樣思考。我們是善良的人，沒有侵略性，不會過度競爭，一般都樂於助人。”
他對加拿大（這個他長大的地方）予以溫暖評價，因為他在此受益頗多——但這與後來使他成為億萬富翁、加密貨幣後取得的成就相比，算是小巫見大巫。
暢銷理財書改變人生
截至4月初，趙長鵬在彭博社的億萬富翁名單上排名第46位，淨資產為290億美元（趙長鵬稱這個數字“不准確”“考慮所有的波動，很難估計“）。他的名字每天都出現在新聞中。去年秋天，許多媒體集中報導了他在FTX進行的大膽加密貨幣交易，使他的競爭對手Sam Bankman-Fried覆滅；最近的報導則關於幣安和監管機構之間因趙長鵬玩弄規則導致衝突不斷。雖然很多不墨守陳規的科技企業家在大學時代就展示了他們大膽、挑釁的特質——想想《社交網絡》中描繪的紮克伯格，但這似乎並不是趙長鵬的情況。
1995年完成高中學業後，趙長鵬搬到了3000英里外的麥吉爾大學，離開氣候溫和的溫哥華，來到講法語的蒙特利爾，這個地方的冬天非常寒冷，市中心的大部分地方都由地下隧道連接。根據趙長鵬的說法，他在麥吉爾大學沒有什麼突出的學術或社會表現，儘管他把專業從生物轉到了計算機科學，因為“在高中，生物是和人類打交道的。在大學裡，關注點又回到動物身上，我對此沒有興趣。”在空閒時間，他去滑旱冰或和朋友一起去吃越南粉，在校園的計算機實驗室裡玩到很晚，把代碼敲進初級的蘋果台式電腦。
趙長鵬在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的第一個住所
在麥吉爾大學學習的末期，趙長鵬確實公開顯示出他後來在職業生涯中表現出的才華，1999年他與教授Jeremy Cooperstock托克共同撰寫了一篇關於人工智能的學術論文——這個話題20年後才變得廣受關注。坐在蒙特利爾的一家咖啡館裡，Jeremy Cooperstock說他對趙長鵬記憶深刻，部分原因是因為趙長鵬是他研究生研討會上唯一的本科生。他和我說“這不會帶來很好的報酬，但能給他帶來很好的經驗”。在他的記憶中，趙長鵬是一個有個性的人，他非常聰明，但多年後他驚訝地發現他的前學生已經成為億萬富翁。
趙長鵬說，在這段時間裡，他讀了一些改變他生活的東西——不是學術論文，也不是像《阿特拉斯聳聳肩》那樣的長篇大論，而是一部針對典型中產階級、普通人的讀物：《富爸爸，窮爸爸》。這本出版於1997年的個人理財暢銷書用寓言故事講述了兩個父親的故事——一個是努力工作了一輩子卻沒有什麼收穫的父親，另一個是作為企業家或投資者而致富的父親。這本書讓趙長鵬對自己父親建議產生了懷疑。那時，他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學位，在私營部門工作，在接下來的20年裡，他將獲得專業上的尊重，但不會擁有多少物質財富。
“我父親一直教導我去努力工作，找一份體面的工作，我的父母都有這種心態。他們不喜歡做生意。我讀了《富爸爸，窮爸爸》之後，我開始想，也許我想擁有一家企業。這並不是說我一定要當CEO，而是創造一些有意義的業務。”
當趙長鵬的想法轉向創造財富時，他確實做出了一個與扎克伯格和其他天才億萬富翁一樣的選擇：從大學輟學。 2000年，他在東京證券交易所的暑期實習中轉正，並決定不再回到麥吉爾大學。 (許多媒體報導說趙長鵬是麥吉爾大學的畢業生，但這是不准確的）。
他的數學和寫代碼能力很快使他在金融之都紐約找到工作，在那裡他為彭博交易公司開發了期貨交易軟件。但四年後，即使是紐約也無法與當時全球最熱的商業中心上海相提並論，於是，趙長鵬搬到了中國——上次踏上這片土地，還是十多年前。
在上海學習社會規則的“海歸”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中國移民問題的社會工作教授Miu Chung Yan 說，位於中國繁榮的東南沿海的上海是當時驅動中國經濟引擎的“火車頭”。 2005年，也就是趙長鵬搬到上海的那年，該市成為全球第三繁忙的集裝箱航運港口，僅次於香港和新加坡；同時，它連續第14年實現了11%的GDP增長。中國正在崛起，上海正處於這一切的中心。
關鍵的是，趙長鵬在上海的早期正值中國科技的黃金時代，國內科技公司和行業領袖正在飛速崛起。李彥宏、馬雲和馬化騰在千禧年之初創立了他們的公司，正在經歷著投資和發展的爆炸式增長。
趙長鵬說：“我被教導要去正在發展的地方，而不是已經建立起來的地方。”
他並非唯一回到上海的年輕加拿大人。上世紀90年代加拿大嚴重的經濟衰退刺激了2000 年代中期激增的逆向移民。像趙長鵬這樣的回歸者被稱為“海歸”，這是一個中國雙關語，表示移民海外但又回到中國的人。據一項研究估計，截至2017年，近50萬海歸從加拿大和世界各地抵達中國。
對趙長鵬和其他像他這樣的人來說，時機再好不過了。 Miu Chung Yan表示，會說英語、受過西方教育且精通中國語言和文化的海歸在中國受到熱烈歡迎，相較於當地同齡人，他們的薪水更高。
然而，儘管趙長鵬來到了一個渴望接納他、他能說當地語言的城市，他坦言，在中國快速、激烈、自由奔放的商業環境中，難以應對模糊的規則和法規。他回憶說：“我不了解商業文化，不得不從頭學起。”在紐約、東京和溫哥華，以規則為基礎的企業和平等主義理念盛行，對趙長鵬來說，關係的關鍵性，尤其是與可能成為支持者的國家官員的關係，顯得很陌生。在營造這些商業關係時，酒精在中國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白酒這種烈性中國酒常常在商業談判中出現，表達善意和尊重。
趙長鵬說：“我讀過關於它的書，聽過關於它的傳聞。但你知道，當你真正去做生意，在與政府官員的晚宴上，他們喝白酒……他們談論關係，有時還有其他事情需要照顧，這些對我來說都很陌生，所以我從來不太喜歡這種做法。”
儘管如此，趙長鵬在上海迅速發家致富。 2005年，他與其他四名外籍人士共同創立了Fusion Systems，一家提供高頻交易系統的軟件即服務（SaaS）公司，並與高盛和瑞士信貸等全球最大銀行達成合作。在此期間，他迅速學會了規則——在中國，他說，規則是“故意模糊的”，這賦予了政府在解釋和選擇性執法方面的巨大權力。這位新晉企業家發揮了自己的數學和編碼能力，但他在公司的角色也教會了他如何“像銷售員一樣思考”，因為他利用海歸身份在東西方之間充當經紀人。作為一名初級合夥人和唯一“看上去像中國人……在中國環境中”的人，趙長鵬一直在考慮“如何推銷公司服務？如何獲得下一個合同？”
然後——正如關於趙長鵬傳說，2013年一個深夜的撲克遊戲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在這場遊戲中，中國頂級比特幣傳教士Bobby Lee（李啟元） 和受過美國教育的中國風險投資家Ron Cao （曹大容）向趙長鵬介紹了加密貨幣。趙長鵬全力以赴。他賣掉了自己在上海的公寓，投資100萬美元購買比特幣。這位未來的億萬富翁離開了Fusion Systems，首先加入了加密貨幣創業公司Blockchain.info——早期主要作為跟踪比特幣交易的網站——擔任技術負責人。一年後，他被聘為中國交易所和代幣創業公司OKCoin的首席技術官。
OKCoin是趙長鵬鍛煉自己成為大膽的公共加密貨幣人物的戰場，他毫不畏懼地參與公開的戰鬥。起初，趙長鵬在Reddit等平台上與公眾互動，這在CTO中並不多見，他在這些論壇上禮貌但堅定地反駁對OKCoin和加密貨幣的批評。然而，2015年，趙長鵬與OKCoin首席執行官徐明星因公司的發展方向產生爭執，他離開了公司，轉而在相同的平台上撤回了之前的聲明，並抨擊了他的前雇主。
在一篇長達1600字的Reddit帖子中，趙長鵬詳細介紹了在徐明星的指導下，公司利用機器人提高交易量、偽造準備金證明和不透明財務的情況。作為回應，徐明星指責趙長鵬偽造學術資歷並進行其他欺詐行為。雖然爭執最終平息，但這表明趙長鵬在爭論中願意猛烈出擊，同時也使得中國對新興加密貨幣行業的監管愈發嚴格。
趙長鵬與他的下一家公司Bijie Technology（比捷科技）的爭議和邊界推進更進一步。 Bijie Technology是另一家SaaS公司，為交易所和交易平台提供軟件。在接下來的兩年裡，Bijie的技術成為了30家中國交易所的基石，後來還成為了幣安的動力來源。
然而，麻煩很快出現，因為趙長鵬的技術所支持的大部分交易所都涉及“郵幣卡”交易——中國帝國時代和革命時期的郵票，這引發了一場鬱金香式的狂熱。隨著郵幣卡狂熱的蔓延，郵票交易的線上交易所和可疑的賣家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所謂的“郵票老師”和“財富顧問”誘使毫無戒心的投資者加入QQ和微信等消息平台上的投資聊天室，在那裡他們建議投資者通過數字交易所購買郵票和收藏品的股份，承諾會有超高回報。但許多都是蓄意操縱和拋售的騙局。根據中國國有報紙《證券時報》2016年的一項調查，普通投資者（尤其是老年中國人）損失了數億元人民幣，其中一些人甚至失去了他們的全部養老金。
趙長鵬與郵票詐騙沒有直接關係，但他的技術可以說助長了這種詐騙的繁榮。更重要的是，這種猖獗的狂熱使當局高度警惕：中國政府迅速制定了新規，限制了獎勵違規和冒險行為的數字平台的無節制增長，對數字金融創新的懷疑也更甚。 2017年1月，國家下令郵票和收藏品交易所整頓或關閉；到當年8月，這些交易所的運營被叫停。 Bijie的大部分客戶都倒閉了。
與此同時，趙長鵬的雄心開始尋找其他出路。 2017年，加密貨幣價格的大幅上漲吸引了數百萬新投資者進入這個領域。趙長鵬看到了這個行業的領導者，總部位於舊金山的Coinbase從中獲利。他看到了一個機會，並於當年7月在上海創立了自己的交易所——幣安。
短短一年時間，幣安憑藉其優質的交易平台、全球客戶群和幾乎無管制的監管政策，超越Coinbase成為全球最大的交易平台。不久之後，該公司成為首家推出自己區塊鏈的交易所——這是一個技術上的壯舉。客戶可以通過交易獲得代幣獎勵，幣安還增加了交易數百種數字資產的能力，包括那些來源不明的貨幣。這些策略幫助幣安從Coinbase和其他競爭對手那裡搶占客戶，公司的低廉交易費和在審查客戶方面提出的少量或零問題的政策也起到了作用。
到現在為止，趙長鵬顯然已經適應了亞洲更快更猛烈的商業規則，這使得與北美公司競爭相對而言就像是小兒科。在《加密貨幣之王》一書中，一位亞裔美國企業家嘲笑那些驚嘆幣安突然崛起的媒體：“這裡發生的事情是傲慢和偏袒西方市場崛起的公司。亞洲並不在Coinbase的基因中。我看到了他們無法彌補的文化鴻溝。”
然而，儘管取得了巨大成功，幣安在中國的時間已經所剩無幾。早在2013年，中國就首次限制銀行處理加密貨幣交易。為了遏制資本外流、打擊金融詐騙以及更緊密地控制國家金融體系，2017年9月，中國當局禁止了首次代幣發行（ICOs），並開始關閉加密貨幣交易所。為應對這一舉措，趙長鵬在幾週內秘密而緊張地將200多個阿里巴巴服務器上託管的數據遷移到亞馬遜網絡服務和其他位於“防火長城”之外的服務器。這項工作取得了成功，趙長鵬和其他幣安員工遷往了東京，結束了他在中國作為企業家的12年生涯。
趙長鵬的力量因流亡增強
從某種程度上說，離開中國對幣安及其創始人趙長鵬的長遠利益有所幫助。多年來，趙長鵬及其公司一直受到美國競爭對手的影響，他們將幣安描述為與北京政府結盟。這樣的聯盟將使趙長鵬與美國監管機構的關係更加困難，尤其是在中美關係緊張的時期。多年來，該公司一直被指控故意掩蓋其中國血統和在華業務活動，幣安對這些指控予以否認。
然而，對於一個更喜歡在政府監管之外運營的公司和創始人來說，沒有一個國家能長期容納他們。幣安在日本的停留時間很短。 2018年，騙子利用偽造的谷歌廣告欺騙客戶輸入他們的幣安登錄信息，然後清空他們的帳戶。幣安並未直接對損失負責，但這一丑聞導致日本監管機構要求幣安註冊為交易所，這對趙長鵬來說是一個不合適的選擇。於是，趙長鵬決定將他的加密帝國遷移到馬耳他，當時的總理約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願意歡迎所有與加密貨幣有關的事物，不會提任何其它問題。
在馬耳他的時期也很短暫，幣安宣布將不再尋找新的總部地點，而是無總部運營。有一段時間，幣安的去中心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於趙長鵬似乎出於有所意圖和目的而脫離了網絡。 2021年，幣安的一個對手在美國就取消上市代幣一事起訴幣安。原告僱傭了一名私家偵探來尋找趙長鵬。在關於調查結果的報告中，私家偵探表示，他的團隊已經做出了“極大的”努力來追踪趙長鵬，但未能成功，他懷疑幣安僱傭了其他人來掩蓋趙長鵬的過去和行踪，使他“幾乎無法被發現”。最近，《財富》雜誌聯繫到這位私家偵探，他證實報告中的言論是準確的。 （該訴訟最終被駁回。）直到2022年，趙長鵬才在迪拜露面，那裡幾乎沒有對加密貨幣交易的限制。
幣安的遷徙方式在加密貨幣信仰者中受到了讚譽，這些信仰者癡迷於去中心化。不出所料，這讓其他國家的監管機構感到不滿，他們認為幣安是一個無法無天的離岸賭場。並非沒有道理。在過去的三年裡，已經曝光了幣安從事一系列道德上可疑或可能完全犯罪的行為。其中包括寬鬆的“KYC”政策，這使得伊朗用戶得以在幣安的交易所上進行交易，儘管該國受到國際金融制裁；以及2018年一項未能實現的計劃，該計劃是在美國註冊子公司，根據提出這個計劃的幣安高管所說，其目的是作為一個“regulatory sinkhole（監管污水池）”，分散美國監管機構對公司其他部分的注意力。
幣安承認參與了可疑的策略，但表示已經摒棄了這些策略。今年2月，該公司聲稱即將與美國司法部和其他監管機構達成一項全面和解，解決過去的不當行為並規劃未來道路。儘管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最近針對幣安提起的訴訟引發了關於和解可行性的疑問。
與此同時，公司表示希望翻開新的一頁，但監管機構對加密貨幣的普遍不信任使這一願望變得複雜，尤其是在交易所FTX崩潰之後。
儘管正是趙長鵬的推文揭露了去年11月FTX的醜聞，但他表示，他和其他人一樣對SBF犯下的欺詐行為感到驚訝——他曾認識SBF，並在FTX成立初期投資過這家公司。
在2020年至2022年初的加密貨幣繁榮期間，趙長鵬和SBF是這個領域的兩位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他們的經歷有一些明顯的相似之處。最明顯的是，他們都是學者的子女，儘管趙長鵬的父親只是在大學界的邊緣人物。相比之下，SBF則是斯坦福大學兩位法學教授的兒子，在校園裡擁有一棟漂亮的房子，過上了學術界最高層次的生活。
如今，這兩個人的處境截然不同。 SBF仍然住在父母的房子裡，等待著一系列欺詐指控的審判，這可能會讓他終身監禁。與此同時，趙長鵬早已成為一位父親，他與幣安的聯合創始人何一已育有兩個蹣跚學步的孩子。
很容易想像趙長鵬對競爭對手的特權和權利感到憤怒。 SBF曾多次在推特上嘲笑他，包括在2022年夏天暗示趙長鵬一旦踏上美國領土就會被捕。 （幣安表示，趙長鵬近年來多次訪問加拿大，包括參加父親的葬禮，但在那裡保持了非常低調的生活方式。）但趙長鵬聲稱，他對這位曾經的競爭對手並無個人恩怨。
趙長鵬表示：“他對我來說就像那些聰明、有才華但非常有進攻性的年輕孩子。”他告訴《財富》雜誌，他與SBF見過三到五次，主要把他視為客戶，因為後者的Alameda 對沖基金曾使用幣安作為交易平台。
截至4月中旬，幣安似乎已經度過了加密市場崩潰（在FTX瓦解之後）和監管機構越來越積極地追擊公司的雙重困境。儘管其財務狀況仍然是一個黑匣子，但區塊鏈數據顯示，幣安近幾個月來從競爭對手那裡獲得了市場份額，其交易量和收入可能也在增加，這可能是由於比特幣和其他加密貨幣價格的反彈。
與此同時，趙長鵬繼續堅持他和他的公司是去中心化的，不屬於任何國家。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已經超越了中國、加拿大以及其他國家的影響，成為了一個真正無國籍的個體。
然而，環遊世界的加密貨幣巨頭趙長鵬仍然是一個普通人；就像我們其他人一樣，他永遠無法完全擺脫他來自何處以及塑造他的力量。對於趙長鵬來說，這些力量可能與地理位置關係不大，而更多地與家庭有關。
父親的遺產
趙長鵬的英語並不完美，從他的Twitter 動態就可以看得出來。他從未掌握北美慣用語——例如，他去年稱“ MLB umpires（MLB 裁判）”為“baseball referees（棒球裁判）”。但他的謙虛和體貼感覺很像加拿大人。在30 分鐘的採訪過程中，他的言談舉止表明——儘管他的新身份是在迪拜拿著便箋四處遊蕩的億萬富翁——他的身體內仍有30 年前在溫哥華麥當勞吃薯條的少年。
儘管如此，還是很難確定究竟是什麼在驅使他前進。加密仍是一個前沿行業，每個主要參與者，包括Coinbase 等老牌機構，都盡量在用“狡猾”的策略來獲得優勢或只是為了生存。儘管幣安最近承諾要“步入正軌”，但它可能比大多數競爭對手距離法律更遙遠。
儘管如此，當被問及在溫哥華長大時是否學會了違反規則時，趙長鵬否認：“我一直是一個相當親近、守規矩的公民……我的性格總是保守的，儘管人們可能不這麼想，”但他表示，加密貨幣的文化改變了他的看法：“然後你會發現，這個新事物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規則。因此，與其說我們想改變規則甚至避免規則，不如說我們只是想尋找更有利的地方。”
這個論點在某些方面具有說服力，但也讓人覺得是為幣安的自身利益量身定制的。趙長鵬顯然已經能夠找到規則即對他和幣安最有利的地方，也可以說沒有規則。這與他的父親形成鮮明對比，他的父親則遵循著不同時代的規則。
加拿大安大略省GeoTech 公司的地球物理學家Jean Legault 根據行業大佬的推薦聘請了趙長鵬的父親Shengkai Zhao，他曾和Shengkai共事六年。 Legault 記得Shengkai 是一位傑出的地球物理學家，具有非凡的技術頭腦。 Shengkai 編寫了原始代碼，使GeoTech 能夠使用軟件創建地球物理數據的3D 反演，這對工程師來說是一個非常寶貴的工具。公司至今仍在使用他的用戶手冊。 Legault 補充說，“後來也曾請其他地球物理學家做同樣的工作，但他們沒辦法複製Shengkai，他是個非常優秀的人。”
Legault 認為，Shengkai 就像為工作而活，他本可以在學術界或商業界達到頂峰，但其為人實在過于謙遜了。 Shengkai 從不吹噓自己的知識或成就。趙長鵬對此表示贊同，他告訴《財富》雜誌，父親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開始了他的職業生涯，英語水平很差，也從未經商，“他很難把他解決的問題商業化”，因此父親從來沒有賺過什麼錢。
趙長鵬回憶說，他看著父親從早到晚在實驗室或台式機上研究複雜的數學方程式。但儘管如此，歷史力量和作為移民的變化，意味著Shengkai 只能在學術界的邊緣耕耘，永遠無法享受到如果他出生在不同的時間或地點就能贏得的聲望。
但兒子趙長鵬受到了移民帶來的影響，幣安帝國的成功或許是趙長鵬替父親完成了此前永遠無法實現的命運。
Shengkai 在去年死於白血病。想起他，趙長鵬的語氣帶著幾分惋惜，彷彿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時代。 “我父親整天都在他的實驗室和電腦上度過，他從未參加過我的任何一場排球比賽。我當時是隊長，每週打兩場比賽，但我的父母從來沒有看過一場比賽。”
富爸爸和窮爸爸的共同之處，或許是對工作的專注。即使對於億萬富翁來說，這種品質也是有代價的。趙長鵬擔心，在他自己作為父親的角色中，他可能會“沿襲”自己父母的這種“疏忽”。 “我確實有這種特質，”他說。
